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二章所謂法家四、「法」的哲學

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二章所謂法家四、「法」的哲學

　　以上述「法」字意義變遷的歷史，即是「法」的觀念進化的小史。如今且說中國古代法理學法的哲學的幾個基本觀念。

　　要講法的哲學，先須要說明幾件事。第一，千萬不可把「刑罰」和「法」混作一件事。刑罰是從古以來就有了的，「法」的觀念是戰國末年方才發生的。古人早有刑罰，但刑罰並不能算是法理學家所稱的「法」。譬如現在內地鄉人捉住了做賊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如那些武人隨意槍斃人，這都是用刑罰，卻不是用「法」。第二，須知中國古代的成文的公佈的法令，是經過了許多反對，方才漸漸發生的。春秋時的人不明「成文公佈法」的功用，以為刑律是愈秘密愈妙，不該把來宣告國人。這是古代專制政體的遺毒。雖有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脫離這種遺毒的勢力。所以鄭國子產鑄刑書時（昭六年，西曆前536年），晉國叔向寫信與子產道：

　　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後二十幾年（昭二十九年，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國也作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書鑄在鼎上。那時孔子也極不贊成，他說：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貴？（尊字是動詞，貴是名詞。）貴何業之守？……

　　這兩句話很有趣味。就此可見刑律在當時，都在「貴族」的掌握。孔子恐怕有了公佈的刑書，貴族便失了他們掌管刑律的「業」了。那時法治主義的幼稚，看此兩事，可以想見。後來公佈的成文法漸漸增加，如鄭國既鑄刑書，後來又採用鄧析的竹刑。鐵鑄的刑書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公佈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學說遂漸漸發生。這是很長的歷史，我們見慣了公佈的法令，以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錯了。第三，須知道古代雖然有了刑律，並且有了公佈的刑書，但是古代的哲學家對於用刑罰治國，大都有懷疑的心，並且有極力反對的。例如老子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又如孔子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可見孔子不重刑罰，老子更反對刑罰了。

　　這也有幾層原因。（一）因當時的刑罰本來野蠻得很，又沒有限制（如《詩》：「彼宜無罪，汝反收之，此宜有罪，汝覆脫之。」又如《左傳》所記諸虐刑），實在不配作治國的利器。（二）因為儒家大概不能脫離古代階級社會的成見，以為社會應該有上下等級：刑罰只配用於小百姓們，不配用於上流社會。上流社會只該受「禮」的裁制，不該受「刑」的約束。如《禮記》所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國篇》所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都可為證。近來有人說，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會的「禮」普及全國，法家要使下級社會的「刑」普及全國（參看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這話不甚的確。其實那種沒有限制的刑罰，是儒法兩家所同聲反對的。法家所主張的，並不是用刑罰治國。

　　他們所說的「法」，乃是一種客觀的標準法，要「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于民心」，百姓依這種標準行動，君主官吏依這種標準賞罰。刑罰不過是執行這種標準法的一種器具。刑罰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罰，便是有了限制，不是從前「誅賞予奪從心出」的刑罰了。

　　懂得上文所說三件事，然後可講法理學的幾個根本觀念。中國的法理學雖到前三世紀方才發達，但他的根本觀念來源很早。今分述於下：

　　第一，無為主義。

　　中國的政治學說，自古代到近世，幾乎沒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無為主義。孔子是極力稱讚「無為而治」的，後來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面」的話的影響（宋以後更是如此），無論是說「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誠意」，都只是要歸到「無為而治」的理想的目的。平常所說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說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一系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如《屍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諸篇，如《韓非子》中《揚権》《主道》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兩系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宋朝王安石批評老子的無為主義，說老子「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于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王安石《老子論》）。這段話很有道理。法家雖信「無為」的好處，但他們以為必須先有「法」然後可以無為。如《管子·白心篇》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又如《屍子》說：「正名去偽，事成若化。……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這都是說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用《管子·禁藏篇》語）的無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義。

　　上章論尹文的法理學時，已說過名與法的關係（參看上章）。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使人一見善名便生愛做的心，一見惡名便生痛惡的心。「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使「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准於法」。這可見儒家的正名主義乃是法家哲學的一個根本觀念。我且再引《屍子》幾條作參證：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

　　執一以靜令名自正，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參看《韓非子·揚搉篇》云：「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又看《主道篇》）。

　　言者，百事之機也。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偽，事成若化；以實覆名，百事皆成。……正名覆實，不罰而威。

　　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為兩，分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

　　這幾條說法治主義的邏輯最可玩味。他的大旨是說天下萬物都有一定的名分，只看名實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實合，便是「是」；名實不合，便是「非」。是非既定，賞罰跟著來。譬如「兒子」是當孝順父母的，如今說「此子不子」，是名實不合，便是「非」，便有罰了。

　　「名」與「法」其實只是同樣的物事。兩者都是「全稱」（Universal），都有駕馭個體事物的效能。「人」是一名，可包無量數的實。「殺人者死」是一法，可包無數殺人的事實。所以說「審一之經」，又說「執一以靜」。正名定法，都只要「控名責實」，都只要「以一統萬」。——孔子的正名主義的弊病在於太注重「名」的方面，就忘了名是為「實」而設的，故成了一種偏重「虛名」的主張，如《論語》所記「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及《春秋》種種正名號的筆法，皆是明例。後來名學受了墨家的影響，趨重「以名舉實」，故法家的名學，如尹文的「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定名」）；如《屍子》的「以實覆名……正名覆實」；如《韓非子》的「形名參同」《主道篇》《揚権篇》，都是墨家以後改良的正名主義了。

　　第三，平等主義。

　　儒家不但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見，還有「親親」「貴貴」種種區別，故孔子有「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議論；孟子有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的議論。故我們簡直可說儒家沒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這個觀念得墨家的影響最大。墨子的「兼愛」主義直攻儒家的親親主義，這是平等觀念的第一步。後來「別墨」論「法」字，說道：

　　一法者之相與也盡類，若方之相合也。《經說》曰：一方盡類，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盡類猶方也，物俱然。

　　這是說同法的必定同類。無論是科學的通則，是國家的律令，都是如此。這是法律平等的基本觀念。所以法家說：「如此，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尹文子》）「法」的作用要能「齊天下之動」。儒家所主張的禮義，只可行於少數的「君子」，不能遍行全國。韓非說得最好：

　　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百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顯學》篇）

　　第四，客觀主義。上章曾說過慎到論「法」的客觀性。慎到的大旨以為人的聰明才智，無論如何高絕，總不能沒有偏私錯誤。即使人沒有偏私錯誤，總不能使人人心服意滿。只有那些「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可以沒有一毫私意，又可以不至於陷入偏見的蒙弊。例如最高明的才智總比不上權衡、鬥斛、度量等物的正確無私。又如拈鉤分錢，投策分馬，即使不如人分的均平，但是人總不怨鉤策不公。這都是「不建己，不用知」的好處。不建己，不用知，即是除去一切主觀的蔽害，專用客觀的標準。法治主義與人治主義不同之處，根本即在此。慎到說得最好：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這是說用法可以塞怨望。《韓非子》說：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用人》）

　　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蹠也。（《守道》）

　　這是說，若有了標準法，君主的賢不賢都不關緊要。人治主義的缺點在於只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卻免不了「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險。法治的目的在於建立標準法，使君主遵守不變。現在所謂「立憲政體」，即是這個道理。但中國古代雖有這種觀念，卻不曾做到施行的地步。所以秦孝公一死，商君的新法都可推翻；秦始皇一死，中國又大亂了。

　　第五，責效主義。

　　儒家所說「為政以德」「保民而王」，「恭己正南面而天下治」等話，說來何嘗不好聽，只是沒有收效的把握。法治的長處在於有收效的把握。如《韓非子》說的：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

　　守法便是效（效的本義為「如法」。《說文》：「效，象也。」引申為效驗，為功效），不守法便是不效。但不守法即有罰，便是用刑罰去維持法令的效能。法律無效，等於無法。法家常說「控名以責實」，這便是我所說的「責效」。名指法（「如殺人者死」），實指個體的案情（如「某人殺某人」）。凡合於某法的某案情，都該依某法所定的處分：這便是「控名以責實」。（如云：「凡殺人者死。某人殺人，故某人當死。」）這種學說，根本上只是一種演繹的論理。

　　這種論理的根本觀念只要「控名責實」，要「形名參同」，要「以一統萬」。這固是法家的長處，但法家的短處也在此。因為「法」的目的在「齊天下之動」，卻不知道人事非常複雜，有種種個性的區別，決不能全靠一些全稱名詞便可包括了一切。例如「殺人」須分故殺與誤殺。故殺之中，又可分別出千百種故殺的原因和動機。若單靠「殺人者死」一條法去包括一切殺人的案情，豈不要冤枉殺許多無罪的人嗎？中國古代以來的法理學只是一個刑名之學，今世的「刑名師爺」，便是這種主義的流毒。「刑名之學」只是一個「控名責實」。正如「刑名師爺」的責任只是要尋出各種案情（實），合於刑律的第幾條第幾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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