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一章西曆前三世紀之思潮(2)

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一章西曆前三世紀之思潮(2)

　　§二、宋鈃、尹文

　　宋鈃，又作宋牼，大概與孟子同時。尹文曾說齊湣王（見《呂氏春秋·正名篇》。又見《說苑》《漢書·藝文志》作說齊宣王），大概死在孟子之後，若作西曆計算，宋鈃是紀元前360至290年，尹文是紀元前350至270年。

　　《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列在小說家；《尹文子》一篇，列在名家。今《宋子》已不傳了。現行之《尹文子》有上下兩篇。

　　《莊子·天下篇》論宋鈃、尹文道：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白，《釋文》雲，或作任）。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

　　這一派人的學說與上文慎到、田駢一派有一個根本的區別。慎到一派「齊萬物以為道」，宋鈃、尹文一派「接萬物以別宥為始」。齊萬物是要把萬物看作平等，無論他「有所可，有所不可」，只是聽其自然。「別宥」便不同了。宥與囿通。《呂氏春秋·去宥篇》說：「夫人有所宥者，因以晝為昏，以白為黑。……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別宥只是要把一切蔽囿心思的物事都辨別得分明。故慎到一派主張無知，主張「莫之是，莫之非」；宋鈃、尹文一派主張心理的研究，主張正名檢形，明定名分。

　　《尹文子》也有「禁暴息兵，救世之鬥」的話。《孟子》記宋牼要到楚國去勸秦楚停戰。這都與《天下篇》相印證。《孟子》又說宋牼遊說勸和的大旨是「將言其不利」。這個正與墨家非攻的議論相同。《天下篇》說宋鈃、尹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此亦與慎到「自為」主義不同），又說：「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這都是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的精神。因此我疑心宋鈃、尹文一派是墨家的一支，稍偏於「宗教的墨學」一方面，故不與「科學的別墨」同派。若此說是真的，那麼今本《尹文子》中「大道治者，則儒墨名法自廢；以儒墨名法治者，則不得離道」等句，都是後人加入的了（《荀子·非十二子篇》也以墨翟、宋鈃並稱）。

　　「見侮不辱，救民之鬥」，乃是老子、墨子的遺風。老子的「不爭」主義，即含有此意。（見第三篇）墨子也有此意。《耕柱篇》說：

　　子墨子曰：「君子不鬥。」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于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但宋鈃的「見侮不辱」說，乃是從心理一方面著想的，比老子、墨子都更進一層。《荀子·正論篇》述宋子的學說道：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鬥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鬥矣（《正名》篇亦言：「見侮不辱」）。

　　宋子的意思只要人知道「見侮」不是可恥的事，便不至於爭鬥了（婁師德的「唾面自乾」便是這個道理）。譬如人罵你「豬狗」，你便大怒；然而你的老子對人稱你為「豚兒」，為「犬子」，何以不生氣呢？你若能把人罵你用的「豬狗」看作「豚兒」之豚，「犬子」之犬，那便是做到「見侮不辱」的地位了。

　　宋子還有一個學說，說人的性情是愛少不愛多的，是愛冷淡不愛濃摯的。《莊子·天下篇》稱為「情欲寡淺」說（欲是動詞，即「要」字）。《荀子·正論篇》說：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欲是動詞）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名篇》亦有「情欲寡」句）。

　　這種學說大概是針對當時的「楊朱主義」（縱欲主義）而發的。宋子要人寡欲，因說人的情欲本來是要「寡淺」的，故節欲與寡欲並不是逆天拂性，乃是順理複性。這種學說正如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為善，遂說性本是善的。同是偏執之見（看《荀子》的《駁論》）。但宋鈃、尹文都是能實行這個主義的，看《天下篇》所說，便可見了。

　　尹文的學說，據現有的《尹文子》看來，可算得當時一派重要學說。尹文是中國古代一個

　　法理學大家。中國古代的法理學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學的結果。老子主張無為，孔子也說無為，但他卻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才可以「無為而治」了。孔子的正名主義已含有後來法理學的種子。看他說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便可見名與法的關係。後來墨家說「法」的觀念，發揮得最明白。墨家說「名」與「實」的關係也說得最詳細。尹文的法理學的大旨在於說明「名」與「法」的關係。《尹文子》說：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正名」）……善名命善，惡名命惡。

　　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在我。……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這是尹文的法理學的根本觀念。大旨分為三層說：一是形，二是名，三是分。形即是「實」，即是一切事物。一切形都有名稱，名須與實相應，故說：「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尹文的名學好像最得力于儒家的正名主義，故主張名稱中須含有褒貶之意，所以說：「善名命善，惡名命惡，……使善惡盡（疑當作畫）然有分。」這完全是寓褒貶，別善惡，明貴賤之意。命名既正當了，自然會引起人心對於一切善惡的正當反動。

　　這種心理的反動，這種人心對於事物的態度，便叫做「分」。例如我好好色而惡惡臭，愛白而憎黑：好色、惡臭、白、黑是名；好、惡、愛、憎是分。名是根據於事物的性質而定的，故說「名宜屬彼」。分是種種名所引起的態度，故說「分宜屬我」。有什麼名，就該引起什麼分。名不正，則分不正。例如匈奴子娶父妻，不以為怪；中國人稱此為「烝」，為「亂倫」，就覺得是一樁大罪惡。這是因為「烝」與「亂倫」二名都能引起一種罪惡的觀念。又如中國婦女纏足，從前以為「美」，故父母狠起心腸來替女兒裹足，女兒也忍著痛苦要有這種「美」的小腳。現今的人說小腳是「野蠻」，纏足是「殘忍非人道」，於是纏足的都要放了，沒有纏的也不再纏了。這都因為「美」的名可引起人的羡慕心，「野蠻」「殘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厭惡心。名一變，分也變了。

　　正名的宗旨只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只是要善名發生羡慕愛做的態度，惡名發生厭惡不肯做的態度。故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以上所說，尹文的法理學與儒家的正名主義毫無分別（參觀第四篇第四章，第十一篇第三章）。但儒家如孔子想用「春秋筆法」來正名，如荀卿想用國家威權來制名，多不主張用法律。尹文便不同了。《尹文子》道：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禦險難，以萬事皆歸一，百度皆准於法。歸一者，簡之至；准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從純粹儒家的名學一變遂成純粹的法治主義。這是中國法理學史的一大進步，又可見學術思想傳授沿革的線索最不易尋，決非如劉歆、班固之流畫分做六藝九流就可完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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