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一章西曆前三世紀之思潮

第十二篇古代哲學的終局第一章西曆前三世紀之思潮(1)

　　西曆前四世紀（前400年到301年。安王二年至赧王十四年）和前三世紀的前七十年（前300年至230年。周赧王十五年至秦始皇十七年），乃是中國古代哲學極盛的時代。我們已講過「別墨」、惠施、公孫龍、孟子、莊子、荀子的哲學了。但是除了這幾個重要學派以外，還有許多小學派發生于前四世紀的下半和前三世紀的上半。因為這幾家學派成熟的時期大概多在前三世紀的初年，故統稱為「前三世紀的思潮」。這一篇所說，以各家的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為主腦。

　　§一、慎到、彭蒙、田駢

　　據《史記》，慎到是趙國人，田駢是齊國人。《史記》又屢說：「淳於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孟子荀卿列傳》及《田完世家》）似乎慎到、田駢的年代大概相去不遠。《莊子·天下篇》說田駢學于彭蒙。《尹文子》下篇記田子、宋子、彭蒙問答一段，又似乎田駢是彭蒙之師。但道藏本的《尹文子》無此段，或是後人加入的。大概我們還應該根據《天下篇》，說慎到稍在前，彭蒙次之，田駢最後。他們的時代大概當前三世紀初年。《漢書·藝文志》有《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今多不傳。《慎子》唯存佚文若干條，後人集成《慎子》五篇（《漢書》云：「慎子先申韓，申韓稱之。」此言甚謬。慎子在申子後）。

　　《莊子·天下篇》說：

　　彭蒙、田駢、慎到……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道通導字）。

　　這種根本觀念，與《莊子·齊物論》相同。「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象雖大，螞蟻雖小，各有適宜的境地，故說萬物平等。齊物論只是認明萬物之不齊，方才可說齊。萬物即各有個性的不齊，故說選擇不能遍及，教育不能周到，只到因萬物的自然，或者還可以不致有遺漏。「道」即是因勢利導。故下文接著說：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郭注：「泠汰猶聽放也。」郭說似是。泠汰猶今人說冷淡）。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

　　「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椎拍輐斷，與物宛轉」，即是上文「道」字的意思。莊子所說的「因」，也是此理。下文又申說這個道理：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

　　這一段全是說「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的道理。老子說的「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即是這個道理。老子要人做一個「頑似鄙」的「愚人」。慎到更進一層，要人做土塊一般的「無知之物」。

　　如今所傳的《慎子》五篇，及諸書所引，也有許多議論可說明《天下篇》所說。上文說：「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反過來說，凡有知之物，不能盡去主觀的私見，不能不用一己的小聰明，故動靜定不能不離於理。這個觀念用於政治哲學上，便主張廢去主觀的私意，建立物觀的標準。《慎子》說：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懸於權衡，則厘發識矣。

　　權衡鈞石都是「無知之物」，但這種無知的物觀標準，辯別輕重的能力，比有知的人還高千百倍。所以說：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這是主張「法治」的一種理由。孟子說過：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孟子又說：

　　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皆見《離婁篇》）

　　孟子所說的「法」，還只是一種標準模範，還只是「先王之法」。當時的思想界，受了墨家「法」的觀念的影響，都承認治國不可不用一種「標準法」。儒家的孟子主張用「先王之法」，荀子主張用「聖王為師」，這都是「法」字模範的本義。慎子的「法治主義」，便比儒家進一層了。慎子所說的「法」，不是先王的舊法，乃是「誅賞予奪」的標準法。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的客觀性。這種客觀的標準，如鈞石權衡，因為是「無知之物」，故最正確，最公道，最可靠。不但如此，人治的賞罰，無論如何精明公正，總不能使人無德無怨。這就是「建己之患，用知之累」。若用客觀的標準，便可免去這個害處。《慎子》說：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

　　這是說人治「以心裁輕重」的害處。

　　《慎子》又說：

　　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這是說客觀的法度可以免「以心裁輕重」的大害。此處慎子用鉤策比「法」，說法之客觀性最明白。此可見中國法治主義的第一個目的只要免去專制的人治「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的種種禍害。此處慎到雖只為君主設想，其實是為臣民設想，不過他不敢說明罷了。儒家雖也有講到「法」字的，但總脫不了人治的觀念，總以為「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語，見《離婁篇》）。慎到的法治主義首先要去掉「建己之患，用知之累」：這才是純粹的法治主義。

　　慎到的哲學根本觀念——「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有兩種結果：第一是用無知的法治代有知的人治，這是上文所說過了的。第二是因勢主義。《天下篇》說：「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慎子也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即《天下篇》之「道」，化即《天下篇》之「教」）。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人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這是老子楊朱一支的嫡派。老子說為治須要無為無事。楊朱說人人都有「存我」的天性，但使人人不拔一毛，則天下自然太平了。慎到說的「自為」，即是楊朱說的「存我」。此處說的「因」，只是要因勢利用人人的「自為」心（此說後來《淮南子》發揮得最好。看本書中卷論《淮南子》）。凡根據于天道自然的哲學，多趨於這個觀念。歐洲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所說的「自為」觀念（參看亞丹斯密《原富》部甲第二篇），便是這個道理。

　　上文引《天下篇》說慎到的哲學道，「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遠，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這也是說順著自然的趨勢。慎到因勢主義，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上文說的「因人之情」；一種是他的「勢位」觀念。《韓非子·難勢篇》引慎子道：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適按服字下之於字系衍文，後人不通文法，依上句妄加者也），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則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這個觀念，在古代政治思想發達史上很是重要的。儒家始終脫不了人治的觀念，正因為他們不能把政權與君主分開來看，故說：「徒法不能以自行。」又說：「唯仁者宜在高位。」他們不知道法的自身雖不能施行，但行法的並不必是君主乃是政權，乃是「勢位」。知道行政法所靠的是政權，不是聖君明主，這便是推翻人治主義的第一步。慎子的意思要使政權（勢位）全在法度，使君主「棄知去己」，做一種「虛君立憲」制度。君主成了「虛君」，故不必一定要有賢智的君主。荀子批評慎子的哲學，說他「蔽於法而不知賢」，又說「由法謂之，道盡數矣」。（《解蔽篇》）不知這正是慎子的長處。

　　以上說慎到的哲學。《天下篇》說田駢、彭蒙的哲學與慎到大旨相同，都以為「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這就是上文「齊萬物以為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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