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四篇孔子第四章正名主義(3)

第四篇孔子第四章正名主義(3)

　　§第三，寓褒貶

　　《春秋》的方法，最重要的，在於把褒貶的判斷寄託在記事之中。司馬遷《史記·自序》引董仲舒的話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王道之大者也。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便是褒貶之意。上章說「辭」字本有判斷之意。故「正辭」可以「禁民為非」。《春秋》的「書法」，只是要人看見了生畏懼之心，因此趨善去惡。即如《春秋》書弑君三十六次，中間很有個分別，都寓有「記者」褒貶的判斷。如下舉的例：

　　（例一）（隱四年三月戊申）衛州籲弑其君完。

　　（例二）（隱四年九月）衛人殺州籲於濮。

　　（例三）（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例四）（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穀皆作髠）。

　　（例五）（六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例六）（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例七）（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例八）（成十八年春天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即舉此八例，可以代表《春秋》書弑君的義例。（例一）與（例三、四、七）同是書明弑者之名，卻有個分別。（例一）是指州籲有罪。（例三）帶著褒獎與君同死的大夫。（例四）寫「世子商臣」以見不但是弑君，又是弑父，又是世子弑父。（例七）雖與（例一）同式，但弑君的人，並不是趙盾，乃是趙穿。因為趙盾不討賊，故把弑君之罪責他。這四條是稱臣弑君之例。（例二、五、六、八）都是稱君不稱弑者之例，卻也有個分別。（例二）稱「衛人」，又不稱州籲為君，是討賊的意思，故不稱弑，只稱殺。又明說「於濮」。濮是陳地，不是衛地，這是說衛人力不能討賊，卻要借助於外國人。（例五）也稱「宋人」，是責備被弑的君有該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稱「其君」。（例六）與（例八）都稱是「國」弑君之例，稱「人」還只說「有些人」，稱「國」便含有「全國」的意思。故稱國弑君，那被弑之君，一定是罪大惡極的了。（例六）是太子僕弑君，又是弑父（據《左傳》）。因為死者罪該死，故不著太子僕弑君弑父之罪。（例八）是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去弑君的。因為君罪惡太甚，故不罪弑君的人，卻說這是國民的公意。

　　這種褒貶的評判，如果真能始終一致，本也很有價值。為什麼呢？因為這種書法，不單是要使「亂臣賊子」知所畏懼，並且教人知道君罪該死，弑君不為罪；父罪該死，弑父不為罪（如上所舉的例六是）。這是何等精神！只可惜《春秋》一書，有許多自相矛盾的書法。如魯國幾次弑君，卻不敢直書。於是後人便生出許多「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等等文過的話，便把《春秋》的書法弄得沒有價值了。這種矛盾之處，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後來被「權門」干涉，方才改了的。我想當日孔子那樣稱讚晉國的董狐（宣二年《左傳》），豈有破壞自己的書法？但我這話，也沒有旁的證據，只可算一種假設的猜想罷了。

　　§總論

　　《春秋》的三種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貶——都是孔子實行「正名」「正辭」的方法。這種學說，初看去覺得是很幼稚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這種學說，在中國學術思想上，有絕大的影響。我且把這些效果，略說一二，作為孔子正名主義的評判。

　　（1）語言文字上的影響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一句話，實是一切訓詁書的根本觀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氣味。董仲舒的書更多聲音通假的詁訓（如名訓「鳴以出命」號謞、訓效，民訓瞑，性訓生之類）。也有從字形上著想的訓詁（如說王字為三畫而連其中。《說文解字》引之）。大概孔子的正名說，無形之中，含有提倡訓詁書的影響。

　　（2）名學上的影響

　　自從孔子提出「正名」的問題之後，古代哲學家都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以後如荀子的「正名論」（看第十一篇第三章），法家的「正名論」（看第十二篇），不用說了。即如墨子的名學（看第六篇第三、四章），便是正名論的反響。楊朱的「名無實，實無名」（看第七篇），也是這種學說的反動。我們簡直可以說孔子的正名主義，實是中國名學的始祖。正如希臘梭格拉底的「概念說」，是希臘名學的始祖（參觀上篇老子論名一節）。

　　（3）歷史上的影響

　　中國的歷史學幾千年來，很受了《春秋》的影響。試讀司馬遷《史記·自序》及司馬光《資治通鑒》論「初命三晉為諸侯」一段，及朱熹《通鑒綱目》的正統書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勢力了。《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於實事的評判。明是趙穿弑君，卻說是趙盾弑君。明是晉文公召周天子，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這都是個人的私見，不是歷史的實事。後來的史家崇拜《春秋》太過了，所以他們作史，不去討論史料的真偽，只顧講那「書法」和「正統」，種種謬說。《春秋》的餘毒就使中國只有

　　主觀的歷史，沒有物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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