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第四篇孔子第四章正名主義(2)

第四篇孔子第四章正名主義(2)

　　「正名」的宗旨，只要建設是非善惡的標準，已如上文所說。這是孔門政治哲學的根本理想。《論語》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只是正名主義。正名的宗旨，不但要使觚的是「觚」，方的是「方」，還須要使君真是君，臣真是臣，父真是父，子真是子。不君的君，不臣的臣，不子的子和不觚的觚，有角的圓是同樣的錯謬。

　　如今且看孔子的正名主義如何實行。孟子說：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又說：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春秋》這部書，一定是有深意「大義」的，所以孟子如此說法。孟子又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莊子《天下篇》也說：「春秋以道名分。」這都是論《春秋》最早的話，該可相信若《春秋》沒有什麼「微言大義」，單是一部史書，那真不如「斷爛朝報」了。孔子不是一個全無意識的人，似乎不至於做出這樣極不可讀的史書。

　　論《春秋》的真意，應該研究《公羊傳》和《谷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沒有用。我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單就《春秋》而論，似乎應該如此主張。

　　《春秋》正名的方法，可分三層說：

　　§第一，正名字

　　《春秋》的第一方法，是要

　　訂正一切名字的意義。這是言語學文法學的事業。今舉一例，《春秋》說：

　　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公羊傳》）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

　　（《谷梁傳》）「隕石于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境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

　　目治也。……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隕石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鷁之辭是也。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這是正名的第一義。古書辨文法上詞性之區別，莫如《公羊》《谷梁》兩傳。《公羊傳》講詞性更精。不但名詞（如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之類），動詞（如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等），分別得詳細，並且把狀詞（如既者何，盡也）、介詞（如及者何，累也）、連詞（如遂者何，生事也，乃者何，難之也，之類）之類，都仔細研究方法上的作用。

　　所以我說《春秋》的第一義，是文法學、言語學的事業。

　　§第二，定名分

　　上一條是「別同異」，這一條是「辨上下」。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麼東西。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孔子眼見那紛爭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所以《論語》說：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鬍子發抖的神氣！《論語》又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所以《春秋》于吳楚之君，只稱「子」，齊晉只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把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周天子的號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書「春王正月」。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論語》說：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這便是《春秋》大書「春王正月」一類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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