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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姻緣傳》考證(12)


  蒲松齡(生於一六四〇,死於一七一五)雖有絕高的文學天才,只是一個很平凡的思想家。他的《聊齋志異·自序》裡曾說他自己「三生石上,頗悟前因」,因為,他說:

  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貼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止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每搔首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

  他自信是一個和尚來投生的,所以他雖是儒生,卻深信佛法,尤其相信業報之說,和念佛解除災怨之說。一部《聊齋志異》裡,說鬼談狐,說仙談佛,無非是要證明業報為實有,佛力為無邊而已。難怪他對於夫婦問題也用果報來解釋了。

  其實《醒世姻緣》的最大弱點正在這個果報的解釋。這一部大規模的小說,在結構上全靠這個兩世業報的觀念做線索,把兩個很可以獨立的故事硬拉成一塊,結果是兩敗俱傷。其實晁、狄兩家的故事都可以用極平常的、人事的、自然的事實來作解釋。因為作者的心思專注在果報的迷信,所以他把這些自然的事實都忽略過了;有時候,他還犯了一樁更大的毛病:他不顧事實上的矛盾,只顧果報的靈驗。例如晁源的父親是一個貪官,是一個小人,他容縱一個晚年得來的兒子,養成他的種種下流習性,這是一件自然的事實。晁源的母親,在這小說的開端部分,並不見得是一個怎樣賢明的婦人;如第一回說「其母溺愛」;又說晁源小時不學好,「晁秀才夫婦不以為非」;第七回竟是大書「老夫人愛子納娼」了。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實。但作者到了後來,漸漸把這位晁夫人寫成了一個女中聖賢,做了多少好事,得著種種福報。這樣一個女聖人怎麼會養成晁源那樣壞兒子呢?這就成了一件不自然的怪事了。

  關於狄家的故事,作者也給了我們無數的自然事實,盡夠說明這家人家的歷史了。狄希陳本來就是一個不能叫人敬重的男人:家庭教育不高明,學堂教育又撞在汪為露一流的先生的手裡,他的資質最配做個無賴,他的命運偏要他做個秀才,還要他做官!他的秀才,誰不知道是別人替他中的?偏不湊巧,他的槍手正是他的未婚夫人的兄弟。這樣一隻笨牛,學堂裡的笑柄,考棚裡的可憐蟲,偏偏娶了一位美貌的,恃強好勝的,敢作敢為的夫人。他還想受她的敬重嗎?他還想過舒服日子嗎?素姐說:

  我只見了他,那氣不知從那裡來!

  她若是知道了一點「心理分析」,她就會明白那氣是從那裡來的了。氣是從她許配狄家「這們個杭杭子」起的。狄婆子不曾說嗎?

  守著你兩個舅子,又是妹夫,學給你丈人,叫丈人丈母惱不死麼?

  兩個舅子也許不敢學給薛教授聽,可是他們一定不肯放過他們的姐姐,天天學他們姐夫的尊樣給她聽,取笑她,奚落她,叫她哭不得,笑不得,回嘴不得,只好把氣往自己胸脯裡咽。她不咽,有什麼法子呢?她好向爹娘提議退親嗎?咽住罷,總有出這口氣的一天!

  其實連心理分析都用不著,只消一點點「遺傳」的道理就夠了。薛素姐自己罵她婆婆道:

  「槽頭買馬看母子」,這們娘母子也生的出好東西來哩?(五二回,頁十)

  這就是遺傳的道理。素姐自己的生母龍氏是一個下賤的丫頭,她的女婿這樣形容她:

  我見那姓龍的撒拉著半片鞋,歪拉著兩隻蹄膀,倒是沒後跟的哩!要說那姓龍的根基,笑吊人大牙罷了!(四八回,頁十二)

  她生的兩個大兒子,稟受母性的遺傳還少,又有賢父明師的教育,所以都成了好人。素姐是個女兒,受不著教育的好處,又因長在家門裡,免不了日夜受她那沒根基的生母的薰陶。遺傳之上加了早年的惡劣薰染,造成了一個暴戾的薛素姐:這是最自然的解釋。

  薛教授說的最中肯:

  叫我每日心昏,這孩子可是怎麼變得這們等的?原來是這奴才(龍氏)把著口教的!你說這不教他害殺人麼!要是小素姐罵婆婆打女婿問了淩遲,他在外頭剮,我在家裡剮你這奴才!(四八回,18)

  這個自然的解釋,比蒲松齡的果報論高明多了。作者在這書裡曾經好幾次用氣力描寫龍氏的怪相。(四八回,17—18;五二回,14,又21;五六回,7—9;五九回,10,又22;六十回,9—12;六三回,10—11,又13;六八回,18;七三回—七四回。)我們若要懂得薛素姐,必須先認識這位龍姨。我們看她的盛妝:

  龍氏穿著油綠縐紗衫,月白湖羅裙,紗白花膝褲,沙藍納扣的滿面花彎弓似的鞋,從裡邊羞羞澀澀的走出來。(五九,10)

  我們聽她的嬌聲:

  「賊老強人割的!賊老強人吃的!賊老天殺的!怎麼得天爺有眼死那老砍頭的!我要吊眼淚,滴了雙眼!從今以後,再休指望我替你做活!我拋你家的米,撒你家的面,我要不豁鄧的你七零八落的,我也不是龍家的丫頭!」(四八,18)

  我們聽狄員外對她說:

  你家去罷!你算不得人呀。(七三,21)

  這還不夠解釋狄希陳的令正嗎?還用得著那前世業報的理論嗎?

  童寄姐的為人,更容易解釋了。她也正是那黑心的童銀匠和那精明能幹的童奶奶的閨女,碰著了狄希陳那樣顢預的男子,她不欺負他,待欺負誰!這還用得著前世的冤孽嗎?

  話雖如此說,我們終不免犯了「時代倒置」的大毛病。我們錯怪蒲松齡了。這部書是一部十七世紀的寫實小說,我們不可用二十世紀的眼光去批評他。徐志摩說的最好:

  這書是一個時代(那時代至少有幾百年)的社會寫生。……我們的蒲公才是一等寫實的大手筆!

  他要是談遺傳,談心理分析,就算不得那個時代的寫生了。那因果的理論的本身也就是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我們的蒲公是最能瞭解這個夫妻問題的重要的;他在「引起」裡告訴我們,孟夫子說君子有三件至樂之事,比做皇帝還快樂;可是孟老先生忽略一個更基本的一樂:依作者的意見,

  還得再添一樂,居於那三樂之前,方可成就那三樂之事。若不添此一樂,總然父母俱存,攪亂的那父母生不如死;總然兄弟無故,將來必竟成了仇讎;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品格,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你道再添那一件?第一要緊再添一個賢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樂事。

  這樣承認賢德妻房的「第一要緊」,不能不說是我們的蒲公的高見。然而這位高見的蒲公把這個夫妻問題提出來研究了一世的功夫,總覺得這個問題太複雜了,太奇怪了,太沒有辦法了;人情說不通,法律管不了,聖賢經傳也幫不得什麼忙。他想了一世,想不出一個滿意的解釋來,只好說是前世的因果;他寫了一百多萬字的兩部書,尋不出一個滿意的救濟方案來,只好勸人忍受,只好勸人念佛誦經。

  這樣不成解釋的解釋,和這樣不能救濟的救濟方案,都正是最可注意的社會史料、文化史料。我們生在二百多年後,讀了這部專講怕老婆的寫實小說,都忍不住要問:為什麼作者想不到離婚呢?是呀!為什麼狄希陳不離婚呢?為什麼楊萬石不離婚呢?為什麼高蕃休了江城之後不久又複收她回來,為什麼她回來之後就無人提議再休她呢?為什麼《聊齋志異》和《醒世姻緣》裡的痛苦丈夫都只好「逃婦難」而遠遊,為什麼想不到離婚呢?現今人人都想得到的簡單辦法,為什麼那時代的人們都想不到,或不敢做,或不肯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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