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老殘遊記》序(4)

《老殘遊記》序(4)

　　此書作於庚子亂後，成於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亂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說拳禍，只是追記，不是預言。他說革命，也只是根據當時的趨勢，作一種推測，也算不得預言。不過劉鶚先生把這話放在黃龍子的口裡，加上一點神秘的空氣，不說是事理上的推測，卻用干支來推算，所以裝出預言的口氣來了。若作預言看，黃龍子的推測完全是錯的。第一，他只看見甲辰（一九〇四）的變法，以為科舉的廢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種立憲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預定甲寅（一九一四）還有一次大變法，就是憲政的實行。「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這一點他猜錯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一九一〇）而爆發，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這一點他幾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後革命的運動便「潛消」了，這又大錯了。第三，他猜測「甲寅以後為文明華敷之世，……直至甲子（一九二四）為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這一點又大錯了。

　　總之，《老殘遊記》的預言無一不錯。這都是因為劉先生根本不贊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運動革命的人「不有人災，必有鬼禍」，——他存了這種成見，故推算全錯了。然而還有許多妄人把這書當作一部最靈的預言書！妄人之妄，真是無藥可醫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話也有可取之處。璵姑解說《論語》「攻乎異端」一句話，說「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頭；她批評「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底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辟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九回）。這話雖然表示作者缺乏歷史眼光，卻也可以表示作者懷疑的態度。後來

　　子平聞了，連連讚歎，說：「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唇啟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雙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著炕桌子，握著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裡貴業師握住你手『撲作教刑』的時候何如？」

　　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為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於『轉輾反側』，難道可以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欲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於情也。先生來時，甚為困憊，又曆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喜歡，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願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九回）

　　這是很大膽地批評。宋儒的理學是從中古的宗教裡滾出來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體，禁遏情欲，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倫的儒教來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進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覺之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響，究竟脫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態度，所以嚴辨「天理」、「人欲」的分別，所以有許多不人道的主張。戴東原說宋儒的流弊遂使後世儒者「以理殺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禮教」的名言，這都不算過當的判斷。劉鄂先生作這部書，寫兩個「清官」自信意見不出於私欲，遂固執自己的私見，自以為得理之正，不惜殺人破家以執行他們心目中的天理：這就是「以理殺人」的具體描寫。璵姑的一段話也只是從根本上否認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現身說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這雖是一個「頭腦不清楚」的老新黨的話，然而在這一方面，這位老新黨卻確然遠勝於今世恭維宋明理學為「內心生活」、「精神修養」的許多名流學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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