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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現形記》序(3)


  等到太太把老媽子的氣平下來了,那位秦太爺的大少爺還不肯走。

  申守堯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飯也不要,……只是站著不肯走。申守堯問他有什麼話說,他說:「問申老伯要八個銅錢買糖山查吃。」

  可憐申守堯……只得進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

  「我前天當的當只剩了二十三個大錢,在褥子底下,買半升米還不夠。今天又沒有米下鍋,橫豎總要再當的了。你就數八個給他,餘下的替我收好。」

  一霎時,申守堯把錢拿了出來,小狗子爬在地下給申老伯磕了一個頭,方才接過銅錢,一頭走,一頭數了出去。

  秦太爺的做官秘訣:「該同人家爭的地方,一點不可放鬆」(第四三回,頁二〇),都完全被他的大少爺學去了!

  第二幕完了,第三幕在制台衙門的客廳上(第四四回,頁一一—一六),第四幕在蘄州(第四四回,頁一七—第四五回,頁六),第五幕在蘄州河裡檔子班的船上(第四五回,頁六—二二)——都是絕好的活動寫真,我不必多引了。

  這一長篇的「佐雜現形記」真可算是很有精彩的描寫,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諷之中有詼諧,和《儒林外史》最接近。這一部分最有文學趣味,也最有社會史料的價值。倘使全書都能有這樣的風味,《官場現形記》便成了第一流小說了。

  但作者終想貪多鶩遠,又把隨鳳占、錢瓊光一班佐雜太爺拋開,又去寫欽差大臣童子良(鐵良)的話柄了。從此以後,這部書又回到話柄小說的地位上去。不久作者也就死了。

  我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裡,曾說《官場現形記》是一部模仿《儒林外史》的諷刺小說(《胡適文存》二集,二,頁一七三以下)。魯迅先生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頁三二七以下)裡另標出「譴責小說」的名目,把《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等書都歸入這一類。他這種區別是很有見地的。他說: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撚,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

  魯迅先生最推崇《儒林外史》,曾說:

  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於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小說史略》,頁二四五

  他又說,

  是後亦鮮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同書,頁二五三

  魯迅先生這樣推重《儒林外史》,故不願把近代的譴責小說同《儒林外史》並列。這種主張是我很贊同的。吳敬梓是個有學問,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夢想靠做小說吃飯,故他的小說是一部全神貫注的著作。他是個文學家,又受了顏習齋、李剛主、程綿莊一派的思想的影響,故他的諷刺能成為有見解的社會批評。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諷世;他的見解高,故能「哀而不慍,微而婉」。近世做譴責小說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窮之中,借罵人為糊口的方法。他們所譴責的往往都是當時公認的罪惡,正不用什麼深刻的觀察與高超的見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畫,過度的形容,便可以博一般人的歡迎了。故近世的譴責小說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劉鄂《老殘遊記》之揭清官之惡,真可算是絕無而僅有的特別見解了。

  魯迅先生批評《官場現形記》的話也很公平,他說:

  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蒙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於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腳色複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雲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匯為長編,即千篇一律。特緣時勢要求,得此為快,故《官場現形記》乃驟享大名;而襲用「現形」名目,描寫他事,如商界學界女界者亦接踵也。

  ——同書,頁三二九

  這部書確是聯綴許多「話柄」做成的,既沒有結構,又沒有剪裁,是第一短處。作者自己很少官場的經驗,所記大官的穢史多是間接聽得來的「話柄」;有時作者還肯加上一點組織點綴的功夫,有時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技術都免去了,便成了隨筆記帳。這是第二短處。這樣信手拈來的記錄,目的在於鋪敘「話柄」,而不在於描摹人物,故此書中的人物幾乎沒有一個有一點個性的表現,讀者只看見一群餓狗嚷進嚷出而已。唐二亂子亂了一會,忽然又不亂了;劉大侉子侉了一會,忽然又不侉了。賈筱之(假孝子)假孝了一會,也就把老太太撇開了;甄守球(真守舊)似乎應該有點頑固的把戲,然而下文也就沒有了。這是第三短處。此書裡沒有一個好官,也沒有一個好人。作者描寫這班人,只存譴責之心,毫沒有哀矜之意;譴責之中,又很少詼諧的風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時竟不能使人開口一笑。這種風格,在文學上,是很低的。這是第四短處。

  但我細讀此書,看作者在第四十三回到四十五回裡表現的技術,終覺得李寶嘉的成績不應該這麼壞,終覺他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他在開卷幾回裡,處處現出模仿《儒林外史》的痕跡。他似乎是想用心做一部諷刺小說的。假使此書用趙溫與錢典史做全書的主人翁,用後來描寫湖北佐雜小官的技術來敘述這兩個人的宦途歷史,假使作者當日肯這樣做去,這部書,未嘗不可以成為一部有風趣的諷刺小說。但作者個人生計上的逼迫,淺人社會的要求,都不許作者如此做去。於是李寶嘉遂不得不犧牲他的藝術而遷就一時的社會心理,於是《官場現形記》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話柄的雜記小說了。

  諷刺小說之降為譴責小說,固是文學史上大不幸的事。但當時中國屢敗之後,政制社會的積弊都暴露出來了,有心的人都漸漸肯拋棄向來誇大狂的態度,漸漸肯回頭來譴責中國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敗、社會齷齪。故譴責小說雖有淺薄、顯露、溢惡種種短處,然他們確能表示當日社會的反省的態度,責己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社會改革的先聲。人必須自己承認有病,方才肯延醫服藥。故譴責小說暴揚一國的種種黑暗,種種腐敗,還不失為國家將興,社會將改革的氣象。但中國人終是一個誇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誇大狂的心理趕跑了。到了今日,人人專會責人而不肯責己,把一切罪狀都堆在洋鬼子的肩上;一面自己誇張中國的精神文明,禮義名教,一面罵人家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物質文明!在這一個「諱疾而忌醫」的時代,我們回頭看那班敢於指斥中國社會的罪惡的譴責小說家,真不能不脫下帽子來向他們表示十分敬意了。

  一九二七,十一,十二,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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