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水滸傳》考證(4)

《水滸傳》考證(4)

　　看這五條，可知元曲裡的梁山泊大致相同，大概同是根據於一種人人皆知的「梁山泊故事」。這時代的「梁山泊故事」有可以推知的幾點：（1）宋江的歷史，小節細目雖互有詳略的不同，但大綱已漸漸固定，成為人人皆知的故事。（2）《宣和遺事》的三十六人，到元朝漸漸變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加到百零八人了。（3）梁山泊的聲勢越傳越張大，到元朝時便成了「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的「水滸」了。（4）最重要的一點是元朝的梁山泊強盜漸漸變成了「仁義」的英雄。元初龔聖與自序作贊的意思，有「將使一歸於正，義勇不相戾，此詩人忠厚之心也」的話，那不過是希望的話。他稱讚宋江等，只能說他們「名號既不僭侈，名稱儼然，猶循故轍」；這是說他們老老實實的做「盜賊」，不敢稱王稱帝。龔聖與又說宋江等「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不諱」。到了後來，梁山泊漸漸變成了「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變化非同小可。把「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招牌送給梁山泊，這是水滸故事的一大變化，既可表示元朝民間的心理，又暗中規定了後來《水滸傳》的性質。

　　這是元曲裡共同的梁山泊背景。

　　第二，元曲演梁山泊故事，雖有一個共同的背景，但這個共同之點只限於那粗枝大葉的梁山泊略史。此外，那些好漢的個人歷史、性情、事業，當時還沒有個固定的本子，故當時的戲曲家可以自由想像，自由描寫。上條寫的是「同」，這條寫的是「異」。我們看他們的「異」處，方才懂得當時文學家的創造力。懂得當時文學家創造力的薄弱，方才可以瞭解《水滸傳》著者的創造力的偉大無比。

　　我們可先看元曲家創造出來的李逵。李逵在《宣和遺事》裡並沒有什麼描寫，後來不知怎樣竟成了元曲裡最時髦的一個角色！上文記的十九種元曲裡，竟有十二種是用黑旋風做主人翁的，《還牢末》一名《李山兒生死報恩人》，也可算是李逵的戲。高文秀一個人編了八本李逵的戲，可謂「黑旋風專門家」了！大概李逵這個「角色」大半是高文秀的想像力創造出來的，正如Falstaff是蕭士比亞創造出來的。高文秀寫李逵的形狀道：

　　我這裡見客人將禮數迎，把我這兩隻手插定。哥也，他見我這威凜凜的身似碑亭，他可慣聽我這莽壯聲？唬他一個癡掙，唬得他荊棘律的膽戰心驚！

　　又說：

　　你這般茜紅巾，腥衲襖，幹紅搭膊，腿繃護膝，八答麻鞋，恰便似那煙熏的子路，黑染的金剛。休道是白日裡，夜晚間揣摸著你呵，也不是個好人。

　　又寫他的性情道：

　　我從來個路見不平，愛與人當道撅坑。我喝一喝，骨都都海波騰！撼一撼，赤力力山嶽崩！但惱著我黑臉的爹爹，和他做場的歹鬥，翻過來落可便吊盤的煎餅！

　　但高文秀的《雙獻功》裡的李逵，實在太精細了，不像那鹵莽粗豪的黑漢。看他一見李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兒女夫妻」，看他假扮莊家後生，送飯進監；看他偷下蒙汗藥，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祗候，混進官衙：這豈是那鹵莽粗疏的黑旋風嗎？至於康進之的《李逵負荊》，寫李逵醉倒時情狀，竟是一個細膩風流的詞人了！你聽李逵唱：

　　飲興難酬，醉魂依舊。尋村酒，恰問罷王留。王留道，兀那裡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時候，卻言風雨替花愁。和風漸起，暮雨初收。俺則見楊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釣魚舟。更和這碧粼粼春水波紋縐，有往來社燕，遠近沙鷗。

　　（人道我梁山泊無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

　　俺這裡霧鎖著青山秀，煙罩定綠楊洲。（那桃樹上一個黃鶯兒將那桃花瓣兒滔呵，滔呵，滔的下來，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聽的誰說來？我試想咱。……哦！想起來了也！俺學究哥哥道來。）他道是輕薄桃花逐水流。（俺綽起這桃花瓣兒來，我試看咱。好紅紅的桃花瓣兒！［笑科］你看我好黑指頭也！）恰便是粉襯的這胭脂透！（可惜了你這瓣兒！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兒去！我與你趕，與你趕！貪趕桃花瓣兒。）早來到這草橋店垂楊的渡口。（不中，則怕誤了俺哥哥的將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這酒旗兒將我來相迤逗。他，他，他舞東風在曲律杆頭！

　　這一段，寫的何嘗不美？但這可是那殺人不眨眼的黑旋風的心理嗎？

　　我們看高文秀與康進之的李逵，便可知道當時的戲曲家對於梁山泊好漢的性情人格的描寫還沒有到固定的時候，還在極自由的時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喬教學》，他便造一本李逵《喬斷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細機警，他描寫李逵的細膩風流。這是人物描寫一方面的互異處。

　　再看這些好漢的歷史與事業。這十三本李逵戲的事實，上不依《宣和遺事》，下不合《水滸傳》，上文已說過了。再看李文蔚寫燕青是梁山泊第十五個頭領，他占的地位很重要，《宣和遺事》說燕青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他的位置自然應該不低。後來《水滸傳》裡把燕青派作盧俊義的家人，便完全不同了。燕青下山遇著燕順弟兄，大概也是自由想像出來的事實。李文蔚寫燕順也比《水滸傳》裡的燕順重要得多。最可怪的是《還牢末》裡寫的劉唐和史進兩人。《水滸傳》寫史進最早，寫他的為人也極可愛。《還牢末》寫史進是東平府的一個都頭，毫無可取的技能；寫宋江招安史進乃在晁蓋身死之後，也和《水滸》不同。劉唐在《宣和遺事》裡是劫「生辰綱」的八人之一，與《水滸》相同。《還牢末》裡的劉唐竟是一個挾私怨謀害好人的小人，還比不上《水滸傳》的董超、薛霸！蕭娥送了劉唐兩錠銀子，要他把李孔目吊死，劉唐答應了；蕭娥走後，劉唐自言自語道：

　　要活的難，要死的可容易。那李孔目如今是我手裡物事，搓的圓，捏的匾。拚得將他盆吊死了，一來，賺他幾個銀子使用；二來，也償了我平生心願。我且吃杯酒去，再來下手，不為遲哩。

　　這種寫法，可見當時的戲曲家敘述梁山泊好漢的事蹟，大可隨意構造；並且可見這些文人對於梁山泊上人物都還沒有一貫的，明白的見解。

　　以上我們研究元曲裡的水滸戲，可得四條結論：

　　（1）元朝是「水滸故事」發達的時代。這八九十年中，產上了無數「水滸故事」。

　　（2）元朝的「水滸故事」的中心部分——宋江上山的歷史，山寨的組織和性質——大致都相同。

　　（3）除了那一部分之外，元朝的水滸故事還正在自由創造的時代：各位好漢的歷史可以自由捏造，他們的性情品格的描寫也極自由。

　　（4）元朝文人對於梁山泊好漢的見解很淺薄平庸，他們描寫人物的本領很薄弱。

　　從這四條上，我們又可得兩條總結論：

　　（甲）元朝只有一個雛形的水滸故事和一些草創的水滸人物，但沒有《水滸傳》。

　　（乙）元朝文學家的文學技術，程度很幼稚，決不能產生我們現有的《水滸傳》。

　　（附注）我從前也看錯了元人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近年我研究元代的文學，才知道元人的文學程度實在很幼稚，才知道元代只是白話文學的草創時代，決不是白話文學的成人時代。即如關漢卿、馬致遠兩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們的文學技術與文學意境都脫不了「幼稚」的批評。故我近年深信《水滸》、《西遊》、《三國》都不是元代的產物。這是文學史上一大問題，此處不能細說，我將來別有專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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