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十章(2)

第十章(2)

　　後來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的更詳細：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鈔襲；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菴，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毅力，能以全力為之耳。……

　　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六年二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時胡適還在美洲，曾有信給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見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他那時正在用白話作詩詞，想用實地試驗來證明白話可以作韻文的利器，故自取集名為《嘗試集》。他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獨秀答書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反對即是注意的表示。

　　民國六年的《新青年》裡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內中錢玄同的討論很多可以補正胡適的主張。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複，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話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旨說：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國語。

　　這篇文章名為「建設的」，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他說：

　　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這就是上文說的替古文發喪舉哀了。在「建設的」方面，這篇文章也有一點貢獻。他說：

　　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制定標準國語文學的人。

　　這篇文章把從前胡適，陳獨秀的種種主張都歸納到十個字，其實又只有「國語的文學」五個字。旗幟更明白了，進行也就更順利了。

　　這一年的文學革命，在建設的方面，有兩件事可記，第一，是白話詩的試驗。胡適在美洲做的白話詩還不過是刷洗過的文言詩；這是因為他還不能拋棄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儘量表現白話的長處。錢玄同指出這種缺點來，胡適方才放手去做那長短無定的白話詩。同時沈尹默，周作人，劉複等也加入白話詩的試驗。這一年的作品雖不很好，但技術上的訓練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北歐的Ibsen, Strindberg, Anderson；東歐的Dostojevski, Kuprin, Tolstol；新希臘的Ephtaliotis；波蘭的Seinkiewicz：這一年之中，介紹了這些人的文學進來。在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儘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譯法，近年來很有人仿效，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週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做The Renaissance, 本義即是歐洲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這時候，文學革命的運動已經鼓動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像力，故大學學生有這樣的響應。《新潮》初出時，精采充足，確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民國八年開幕時，除了《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之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也有好幾篇響應的白話文章。從此以後，響應的漸漸的更多了。

　　但響應的多了，反對的也更猛烈了。大學內部的反對分子也出了一個《國故》，一個《國民》，都是擁護古文學的。校外的反對黨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制這種新運動。八年二三月間，外間謠言四起，有的說教育部出來干涉了，有的說陳，胡，錢等已被驅逐出京了。這種謠言雖大半不確，但很可以代表反對黨心理上的願望。當時古文家林紓在《新申報》上做了好幾篇小說痛駡北京大學的人。內中有一篇《妖夢》，用元緒影北大校長蔡元培，陳恒影陳獨秀，胡亥影胡適；那篇小說太齷齪了，我們不願意引他。還有一篇《荊生》，寫田必美（陳），金心異（錢），狄莫（胡）三人聚談于陶然亭，田生大罵孔子，狄生主張白話；忽然隔壁一個「偉丈夫」

　　趫足超過破壁，指三人曰，「汝適何言？……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尚欲抗辯，偉丈夫駢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汙吾簡。……留爾以俟鬼誅。」……

　　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衛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這篇小說的末尾有林紓的附論，說：

　　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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