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這一周(12)

這一周(12)

　　高淩霨證明賄買國會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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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6日，北京的中一通信社傳出一段高淩霨的談話：

　　（某問）外間謂此次閣下包辦最高問題確否？（高答）最高問題現在時機未至，更無所謂包辦。（某問）此次二百元之津貼，非由尊處經乎乎？所謂包辦即指此也。（高答）此事從前系由劉君與政團接洽，餘事前一無所聞。迨本月五號以後，某軍需官來京借住敝宅，所有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致發生此種誤會。至曹巡閱使此舉，系仿從前送冰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更無所謂津貼。（某問）外間傳言閣下與張亞農之新民社獨厚確否？（高答）余對各黨向無歧視，亞農此次向余支款，餘以不經手銀錢謝絕，幾為亞農所惱，何厚之有？

　　我們要請國民注意這段談話中的幾點：

　　（1）劉君，疑即劉夢庚，曾與各政團接洽二百元之津貼，是高淩霨認為事實的。

　　（2）某軍需官來京發款，借住高淩霨宅，也是高淩霨認為事實的。

　　（3）國會「各黨名冊，均送至紅羅廠」，以便領此二百元之津貼，也是高淩霨承認的。

　　（4）此二百元之款，來自曹錕，「系仿從前送冰炭敬之意，不過聯絡感情」，也是高淩霨承認的。

　　（5）張亞農，即國會眾議院副議長張伯烈，確曾向高淩霨支款，也是高淩霨承認的。

　　根據這五點，我們可以說，高淩霨正式證明曹錕與其黨羽行賄國會，又證明張伯烈向他們索賄。我們的結論是：

　　（1）高淩霨是賄買國會案的要證，不可放走。

　　（2）劉某與某軍需官，也應查辦。

　　（3）曹錕是高淩霨證明為行賄主犯，也應即行查辦。

　　（4）張伯烈身為國會眾議院副議長，經高淩霨證明有索賄嫌疑，也應即行查辦。

　　我們希望國會中稍有一點人格的議員，用查辦羅文幹的精神，出來作徹底的查辦。不然，國會的名譽信用真要掃地了。

　　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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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先生于17日下午向政府辭職，他的辭呈如下：

　　為呈請辭職事：竊元培承乏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雖職有專司，然國家大政所關，人格所在，亦不敢放棄國民天職，漠然坐視。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無不呈現于國中。國人十年以來最希望之司法獨立，乃行政中樞，竟以威權干涉而推翻之。最可異者，鈞座尊重司法獨立之明令朝下，而身為教育最高行政長官之彭允彝即於同日為干涉司法獨立與蹂躪人權之提議，且已正式通過國務會議。似此行為，士林痛恨。僉謂彭允彝此次自告奮勇，侵越許可權，無非為欲見好于一般政客，以為交換同意票之條件耳。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惟有奉身而退，以謝教育界及國人。謹此呈請辭職，迅予派員接替，立卸仔肩。此呈大總統。

　　他在各報上還有一個啟事，說：

　　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再生關係。業已呈請總統辭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之職，自本日起，不再到校辦事。特此聲明。

　　我們知道有許多人見了這兩個宣言，一定要發生一種疑問：「彭允彝是個什麼東西？蔡元培竟為了一個無恥政客而放棄他幾年苦心經營的北京大學，豈不是大不值得嗎」？

　　這種責備是不能免的。但我們知道蔡先生的為人，知道他這種正誼的決心不是今日才有的，幾年前就有了。當民國八年三四月間，歐美留學生在清華園開了三天的大會。那時正當安福部橫行無忌的時候，一班西洋留學生稍有天良的，都還想有所努力，所以大會中推舉了幾個人，組織一個「政治主張起草委員會」，擬了一個很詳細的政綱，一條一條的報告出來，都通過了。最後有一位先生——似乎是張伯苓先生，起來問道；「假如政府不睬我們的主張，仍舊這樣腐敗下去，我們又怎麼辦呢？」那時大家面面相覷，都沒有話了。蔡先生起來說：「將來總有一日實在黑暗的太不像樣了，一班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實在忍無可忍了，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北京政府也就要倒了。」這句話雖不是正式的議案，卻可以表示蔡先生在安福時代的態度。後來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來，那班有官位差使的留學生們始終沒有舉動，有幾個大膽說話的，如華南圭等，都被安福部降調出去了，然而少年的國內學生卻大動了。於是有五四之舉，有六三之禍，直到全國罷市，曹、陸、章免職，以後方才逐漸收束。

　　我追述這一段故事，只是要證明蔡先生久已有了「以去就為抗議」的決心。他這一次單借彭允彝的事為去職的口實，似乎還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傳統觀念；蔡先生雖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響甚深，是不可諱的。但他的呈文也明明說出：

　　數月以來，報章所紀，耳目所及，舉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先恥之行為，無不呈現于國中。

　　他又說：

　　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

　　這是他憤然抗議的本意。我們贊成蔡先生此次的舉動，也只是贊成這點大聲主持正誼，「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

　　我這幾天病中讀了兩部很激刺腦筋的書：一部是《學海類編》裡的《東林始末》，一部是《藝海珠塵》裡的《社事始末》。這兩部書都可幫助我證明我的一個通則：「在變態的社會之中，沒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機關，那時代干預政治和主持正誼的責任必定落在智識階級的肩膊上」。東漢末年的太學生，兩宋的太學生，明末的東林和複社幾社，都是如此的。中年的智識階級不肯出頭，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出頭了；中年的智識階級不敢開口，所以少年的學生來替他們開口了。

　　現在大家往往責備各省的學生干涉政治，釀成學潮；殊不知少年學生所以干政，正因為中年的智識階級縮頭袖手不肯干政。故安徽學生趕走李兆珍，包圍省議會，釀成姜、周流血之案，此正是安徽中年智識階級的羞恥。故江蘇學生包圍省議會，趕跑議員，此正是江蘇中年智識階級的羞恥。故五四與六三之大犧牲，正是全國中年智識階級的奇恥。北京的教育界，連年疲精力於經費問題；在多數國人的眼裡，北京教育界久已和「金錢「飯碗」等字結了不解之緣了。在這個時候，教育界的老將蔡先生忽然提出這種正義的抗議；對於「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惡，最無恥之行為」，作悲憤的抗議。

　　我們猜想，他的抗議不過是履行他四年前「稍有人心，稍為自愛的人到了忍無可忍之時，只好拋棄各人的官位差使，相率離開北京政府」的決心。我們可以斷定，他決不願青年學子因此廢學輟業的。所以他毅然決然的一個人奉身而退，不願意牽動學校，更不願意牽動學生。但他這一次的抗議，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明末倪元璐論東林之事，曾說：

　　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己，甯任矯激，而必不可不准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矣。連篇頌德，匝地生祠。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嵩呼。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嗟夫，充一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

　　眼前也許有譏蔡先生此舉為「矯激」的。我們要套倪元璐的話替他答辯道：

　　士人之行己，甯任矯激，而必不可不准諸廉隅。今日廉隅毀裂已淨盡，故有光園之拜寺，有紅羅廠之賣身。拜夀不已，必至於勸進；賣身尚為之，何有於賣國。宜乎蔡先生之奉身而退，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也。

　　十二年一月十五至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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