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7)

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7)

　　當希臘的數學和其他理性的科學（Rational Science）發達的時候，科學的學理不曾影響到平常的經驗。科學只是孤立的，離開人事的，從外面加入的。醫術總算是含有最多量的實證知識了，但醫術還只是一種技術，不曾成為科學。況且當日各種實用的技術裡也沒有有意的發明與有目的的改良。匠人只知道摹仿遺傳下來的模型；不依老樣式做去，往往退步了。技術的進步，或者是慢慢的無意的逐漸衍變出來的，或者是一時興到，偶然創出的一種新式。既然沒有自覺的方法，只好歸功於神助了。在社會政術的方面，像柏拉圖那樣的徹底改革家，只覺現有的弊病都是因為缺乏可以仿效的型範。匠人制器，尚有型範可以依據，而社會國家裡反沒有這種型範。哲學家應該供給這種法象；法象成立之後，應該得宗教的尊崇，藝術的裝點，教育的灌輸，行政官的執行，總要使他們一成不變。

　　試驗的科學的發達，使人們能制裁他們的環境；這本是不用再詳說的了。但這種制裁是和那舊日的經驗觀不相容的，然而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一層，所以我們不能不指出：經驗從「經驗的」（Empirical）變為「試驗的」（Experimental）的時候，有一件根本重要的事就發生了。從前人們用過去經驗的結果，只不過造成一些習慣，供後人來盲目的服從或盲目的廢棄。現在人們從舊經驗裡尋出目的和方法來發展那新而且更好的經驗。所以經驗竟積極的自己制裁自己了。詩人沙士比亞曾說「沒有法子可以改善『自然』，但『自然』自己供給那種法子」。我們也可拿他說「自然」的話來說經驗。我們不用專抄老文章，也不須坐待事變來逼迫我們變化。我們用過去經驗來創造新而更好的將來經驗。經驗的本身就含有他用來改善自己的手續了。

　　所以智識——所謂「理性」——並不是外加在經驗上的東西。他固是經驗所暗示的，固須靠經驗來證實的；但他又可以從種種發明裡用來擴充經驗，使經驗格外豐富。……康得哲學裡的「理性」，是用來介紹普遍性與秋序條理到經驗裡去的：那種「理性」，在我們現在看起來，很可以用不著了；那不過是一班中了古代形式主義和煩瑣術語的毒的人捏造出來的。我們只要那過去經驗裡出來的一些具體的意思，依據現在的需要，漸漸發展成熟；用來做具體改造的目的與方法；並且用適應的事業的成敗來試驗過，就盡夠了。這些從經驗出來，積極的用在新的目的上的種種意思，我們就叫做「智慧」（Intelligence）。（頁九二——九六）

　　杜威在這幾段裡指出古今人對於「經驗」的態度所以不同，正因為古今人實際的經驗確已大不相同了。古人的經驗是被動的，守舊的，盲目的，所以古哲學崇拜理性而輕視經驗。今人的經驗，因為受了試驗科學的影響，是主動的支配自然，是進取的求革新，是有意識的計劃與試驗，所以倍根以來有許多哲學家推崇經驗而攻擊理性和他的附屬物。但人們究竟不肯輕易打碎他們磕頭膜拜過的偶像，所以總想保存一個超於經驗之上而主持經驗的「理性」。

　　這是兩千年歐洲哲學史的一個總綱領。杜威指出，我們正用不著康得們捏造出來的那個理性。經驗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此外更沒有什麼別的理性。人遇困難時，他自然要尋求應付的方法；當此時候，他的過去的經驗知識裡，應需要的徵召，湧出一些暗示的意思來。經驗好像一個檢察官，用當前的需要做標準，一項一項的把這些暗示都審查過，把那些不相干的都發放回去，單留下一個最中用的；再用當前的需要做試金石，叫那個留下的假設去實地試驗，用試驗的成敗定他的價值。這一長串連貫的作用，從感覺困難到解決困難，都只是經驗的活用。若說「既有作用，必還有一個作用者」，於是去建立一個主持經驗的理性：那就是為宇宙建立一個主宰宇宙的上帝的故智了！

　　杜威的這一個中心觀念，把哲學史上種種麻煩的問題，經驗與理性，感覺與理智，個體與名相，事與理，都解決了。他在《創造的智慧》（Creative Intelligence）裡，曾說：

　　智識上的進步有兩條道路。有時候，舊觀念不必十分改變，更不必完全拋棄，只須擴大範圍，精密研究，知識也就因此增加了。有時候，知識的增加只要性質的變換，不要數量的增加。人心覺得有些老問題實在不值得討論了；從前火熱的意思，現在退涼了；從前很迫切的興趣，現在冷淡了。人們的道路改了一個方向了；從前的困難，現在都不成問題了，從前不注意的問題，現在倒變大了。那些老問題未必就解決了，但他們用不著解決了。（頁三）

　　杜威覺得哲學史上有許多問題都是哲學家作繭自縛的問題，本來就不成問題，現在更用不著解決了。我們只好「以不了了之」。他說：

　　如果哲學不弄那些「哲學家的問題」了，如果哲學變成解決「人的問題」的哲學方法了，那時候便是哲學光復的日子到了。（同書，頁六五）

　　（六）晚近的兩個支流

　　這一章名為「晚近的兩個支流」。我也知道「支流」兩個字一定要引起許多人的不平。但我個人觀察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的世界思潮，自不能不認達爾文、赫胥黎一派的思想為哲學界的一個新紀元。自從他們提出他們的新實證主義來，第一個時期是破壞的，打倒宗教的威權，解放人類的思想。所以我們把赫胥黎的存疑主義特別提出來，代表這第一時期的思想革命。（許多哲學史家都不提起赫胥黎，這是大錯的。他們只認得那些奧妙的「哲學家的問題」，不認得那驚天動地的「人的問題」！如果他們稍有一點歷史眼光，他們應該知道二千五百年的思想史上，沒有一次的思想革命比1860到1890年的思想革命更激烈的。一部哲學史裡，康得占四十頁。而達爾文只有一個名字，而赫胥黎連名字都沒有，那是決不能使我心服的。）第二個時期是新實證主義的建設時期：演化論的思想侵入了哲學的全部，實證的精神變成了自覺的思想方法，於是有實驗主義的哲學。這兩個時期是這五六十年哲學思潮的兩個大浪。但在這洶湧的新潮流之中，我們還可以看出一些回波，一些支派，內中那舊浪漫主義的回波，我們已說過了（第二章）。現在單敘最近三十年中的兩個支流，一個是法國柏格森的新浪漫主義，一個是英美兩國的新唯實主義。

　　（A）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　）

　　實證主義——無論舊的新的——都是信仰科學的。科學家的基本信條是承認人的智慧的能力。科學家的流弊往往在於信仰理智太過了，容易偏向極端的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而忽略那同樣重要的意志和情感的部分。所以在思想史上，往往理智的頌贊正在高唱的時候，便有反理智主義的（Ant-intellectualistic）喊聲起來了。在舊實證主義的老本營裡，我們早就看見孔德的哲學終局成了孔德的宗教。在新實證主義的大本營裡，那實驗主義的大師詹姆士也早已提出意志的尊嚴來向赫胥黎們抗議了（見上章）。同時法國的哲學家柏格森也提出一種很高的反理智主義的抗議。

　　柏格森不承認科學與論理可以使我們知道「實在」的真相。科學的物件只是那些僵死的糟粕，只是那靜止的，不變的，可以推測預料的。在那靜止的世界裡，既沒有個性，又沒有生活，科學與論理是很有用的。但是一到了那動的世界裡，事事物物都是變化的，生長的，活的，那古板的科學與論理就不中用了。然而人的理智（Intellect）偏不安本分，偏要用死的法子去看那活的實在；於是他硬把那活的實在看作死的世界；硬說那靜的是本體，而動的是幻象；靜止是真的，而變動是假的。科學家的理想的宇宙是一個靜止的宇宙。科學的方法是把那流動不息的時間都翻譯成空間的關係，都化成數量的和機械的關係。這樣的方法是不能瞭解「實在」的真相的。

　　柏格森說，只有「直覺」（Intuition）可以真正瞭解「實在」。直覺就是生活的自覺。這個宇宙本來是活的，他有一種創造向前的力，柏格森叫他做「生活的衝動」（Elan Vital）——不斷的生活，不息的創造。這種不息的生活向前，這種不斷的變遷，不能用空間的關係來記載分析，只是一種「真時間」（Duree）。這種真時間，這種「實在」，是理智不能瞭解的。只有那不可言說的直覺可以知道這真實在。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