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3)

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3)

　　（四）演化論的哲學

　　1872年的六版的《物類由來》，乃是最後修正本。達爾文在這一版的頁四二四裡，加了幾句話：

　　前面的幾段，以及別處，有幾句話，隱隱的說自然學者相信物類是分別創造的。很有人說我這幾句話不該說。但我不曾刪去他們，因為他們的保存可以紀載一個過去時代的事實。當此書初版時，普通的信仰確是如此的。現在情形變了，差不多一個個自然學者承認演化的大原則了。（《達爾文傳》二，三三二）

　　當1859年《物種由來》初出時，赫胥黎在《太晤士報》上作了一篇有力的書評，最末的一節說：

　　達爾文先生最忌空想，就同自然最怕虛空一樣（「自然最怕虛空」Nature abhors a vacuum，乃是諺語）。他搜求事例的殷勤，就同一個憲法學者搜求例案一樣。他提出的原則，都可以用觀察與實驗來證明的。他要我們跟著走的路，不是一條用理想的蜘蛛網絲織成的雲路，乃是一條用事實砌成的大橋。那麼，這條橋可以使我渡過許多知識界的陷坑；可以引我們到一個所在，那個所在沒有那些雖妖豔動人而不生育的魔女——叫做最後之因的——設下的陷人坑。古代寓言裡說一個老人最後吩咐他的兒子的話是：「我的兒子，你們在這葡萄園裡掘罷。」他們依著老人的話，把園子都掘遍了；他們雖不曾尋著窖藏的金，卻把園地鋤遍了，所以那年的葡萄大熟，他們也發財了。（《赫胥黎論文》，二，頁一一〇）

　　這一段話最會形容達爾文的真精神。他在思想史的最大貢獻就是一種新的實證主義的精神。他打破了那求「最後之因」的方法，使我們從實證的方面去解決生物界的根本問題。

　　達爾文在科學方面的貢獻，他的學說在這五十年中的逐漸證實與修正，這都是五十年的科學史上的材料，我不必在這裡詳說了。我現在單說他在哲學思想上的影響。

　　達爾文的主要觀念是：「物類起于自然的選擇，起於生存競爭裡最適宜的種族的保存。」他的幾部書都只是用無數的證據與事例來證明這一個大原則。在哲學史上，這個觀念是一個革命的觀念；單只那書名——《物類由來》——把「類」和「由來」連在一塊，便是革命的表示。因為自古代以來，哲學家總以為「類」是不變的，一成不變就沒有「由來」了。例如一粒橡子，漸漸生芽發根，不久滿一尺了，不久成小橡樹了，不久成大橡樹了。這雖是很大的變化，但變來變去還只是一株像樹。橡子不會變成鴨腳樹，也不會變成枇杷樹。千年前如此，千年後也還如此。這個變而不變之中，好像有一條規定的路線，好像有一個前定的範圍，好像有一個固定的法式。

　　這個法式的範圍，亞裡斯多德叫他做「哀多斯」（Eidos），平常譯作「法」。中古的經院學者譯作「斯比西斯」（Species），正譯為「類」（關於「法」與「類」的關係，讀者可參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頁二〇六）。這個變而不變的「類」的觀念，成為歐洲思想史的唯一基本觀念。學者不去研究變的現象，卻去尋現象背後的那個不變的性。那變的，特殊的，個體的，都受人的輕視；哲學家很驕傲的說：「那不過是經驗，算不得知識。」真知識須求那不變的法，求那統舉的類，求那最後的因（亞裡士多得的「法」即是最後之因）。

　　十六七世紀以來，物理的科學進步了，歐洲學術界漸漸的知道注重個體的事實與變遷的現象。三百年的科學進步，居然給我們一個動的變的宇宙觀了。但關於生物，心理，政治的方面，仍舊是「類不變」的觀念獨佔優勝。偶然有一兩個特別見識的人，如拉馬克（Lamarck）之流，又都不能徹底。達爾文同時的地質學者，動物學者，植物學者，都不曾打破「類不變」的觀念。最大的地質學家如來爾（Lyell），達爾文的至好朋友，何嘗不知道大地的歷史上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物？但他們總以為每一個地質的時代的末期必有一個大毀壞，把一切生物都掃去；到第二個時代裡，另有許多新物類創造出來。他們始終打不破那傳統的觀念。

　　達爾文不但證明「類」是變的，而且指出「類」所以變的道理。這個思想上的大革命在哲學上有幾種重要的影響。最明顯的是打破了有意志的天帝觀念。如果一切生物全靠著時時變異和淘汰不適於生存競爭的變異，方才能適應環境，那就用不著一個有意志的主宰來計劃規定了。況且生存的競爭是很慘酷的；若有一個有意志的主宰，何以生物界還有這種慘劇呢？當日植物學大家葛雷（Asa Gray）始終堅執主宰的觀念。達爾文曾答他道：

　　我看見了一隻鳥，心想吃他，就開槍把他打殺了：這是我有意做的事。一個無罪的人站在樹下，觸電而死，難道你相信那是上帝有意殺了他嗎？有許多人竟能相信；我不能信，故不信。如果你相信這個，我再問你：當一隻燕子吞了一個小蟲，難道那也是上帝命定那只燕子應該在那時候吞下那個小蟲嗎？我相信那觸電的人和那被吞的小蟲是同類的案子。如果那人和那蟲的死不是有意註定的，為什麼我們偏要相信他們的「類」的初生是有意的呢？（《達爾文傳》第一冊，頁二八四）

　　我們讀慣了老子「天地不仁」的話，《列子》魚鳥之喻，王充的自然論，兩千年來，把這種議論只當耳邊風，故不覺得達爾文的議論的重要。但在那兩千年的基督教威權底下，這種議論確是革命的議論；何況他還指出無數科學的事實做證據呢？

　　但是達爾文與赫胥黎在哲學方法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們的「存疑主義」（Agnosticism）。存疑主義這個名詞，是赫胥黎造出來的，直譯為「不知主義」。孔丘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話確是「存疑主義」的一個好解說。但近代的科學家還要進一步，他們要問，「怎樣的知，才可以算是無疑的知？」赫胥黎說，只有那證據充分的知識，方才可以信仰，凡沒有充分證據的，只可存疑，不當信仰。這是存疑主義的主腦。1860年9月，赫胥黎最鍾愛的兒子死了，他的朋友金司萊（Charles

　　Kinsley）寫信來安慰他，信上提到人生的歸宿與靈魂的不朽兩個大問題。金司萊是英國文學家，很注意社會的改良，他的人格是極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誠懇的答了他一封幾千字的信（《赫胥黎傳》，一，頁二三三——二三九）。這信是存疑主義的正式宣言，我們摘譯幾段如下：

　　……靈魂不朽之說，我並不否認，也不承認。我拿不出什麼理由來信仰他，但是我也沒有法子可以否證他。……我相信別的東西時，總要有證據；你若能給我同等的證據，我也可以相信靈魂不朽的話了。我又何必不相信呢？比起物理學上「質力不滅」的原則來，靈魂的不滅也算不得什麼希奇的事。我們既知道一塊石頭的落地含有多少奇妙的道理，決不會因為一個學說有點奇異就不相信他。但是我年紀越大，越分明認得人生最神聖的舉動是口裡說出和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事某物是真的」。

　　人生最大的報酬為最重的懲罰都是跟著這一椿舉動走的。這個宇宙，是到處一樣的；如果我遇著解剖學上或生理學上的一個小小困難，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方才可望有成績；那麼，我對於人生的奇秘的解決，難道就可以不用這樣嚴格的條件嗎？用比喻或猜想來同我談，是沒有用的，我若說，「我相信某條數學原理」，我自己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夠不上這樣信仰的，不配做我的生命和希望的根據。……

　　科學好像教訓我「坐在事實面前像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謙卑的跟著『自然』走，無論他帶你往什麼危險地方去：若不如此，你決不會學到什麼。」自從我決心冒險實行他的教訓以來，我方才覺得心裡知足與安靜了。……我很知道，一百人之中就有九十九人要叫我做「無神主義者」（Atheist），或他種不好聽的名字。照現在的法律，如果一個最下等的毛賊偷了我的衣服，我在法庭上宣誓起訴是無效的（1869以前，無神主義者的宣誓是無法律上的效用的）。但是我不得不如此。人家可以叫我種種名字，但總不能叫我做「說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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