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7)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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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論文，很多精到的話。他的《文學總略》（《國故論衡》中）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文」論，說「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為言」。他承認文是起于應用的，是一種代言的工具；一切無句讀的表譜簿錄，和一切有句讀的文辭，並無根本的區別。至於「有韻為文，無韻為筆」，和「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的區別，更不能成立了。這種見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實很有關係。有許多人只為打不破這種種因襲的區別，故有「應用文」與「美文」的分別；有些人竟說「美文」可以不注重內容；有的人竟說「美文」自成一種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東西，不受常識與論理的裁制！章炳麟說：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以是為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興會神旨為上。……知文辭始於表譜簿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

　　又說：

　　不得以感人者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縕愉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睹妙論則以為恒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概隨之矣。心有疑滯，睹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

　　他是能實行不分文辭與學說的人，故他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他並不反對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菿漢微言》有一段說：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為有用。何者？明末猥雜佻侻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複作，報章小說，人奉為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頁六八）

　　但他自己論文，卻主張回到魏、晉。他說：

　　魏、晉之文，大體皆卑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國故論衡》中，《論式》，頁九四）

　　為什麼呢？因為

　　老莊形名之學，逮魏複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頁九二）

　　故他以為

　　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於滑澤者。（頁九三）

　　他又說：

　　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強鉗；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頁九五）

　　又說：

　　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

　　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同頁）

　　「必先豫之以學」六個字，談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並非因為他模仿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國故論衡》裡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見》，《原道》，《明解故上》，《語言緣起》說，……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裡上品的文章。《檢論》裡也有許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難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個復古的文家。他的復古主義雖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種反背時勢的運動。他論文辭，知道文辭始於表譜簿錄，是應用的；但他的文章應用的成績比較最少。他對於同時的文人都有點薄鄙的意思（看《文錄》二，《與鄧實書》及《與人論文書》）。他自命「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認「王闓運能盡雅」。有人問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闓運做文章的法子來教人。什麼法子呢？原來是先把意思寫成平常的文章，然後把虛字儘量刪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歡用古字來代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說，

　　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通借為多。舍借用真，茲為複始。（《檢論》五，《正名雜義》，頁二八）

　　他不知道荀卿「約定俗成謂之宜」的話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這種「複始」的工夫雖然增加了古氣古色，同時便減少了應用的程度。他自己著書，本來有句讀，還可以幫助一般讀者的瞭解。後來他的門人校刻他的全書，以為圈讀不古，刪去句讀，就更難讀了。他知道文辭以「存質」為本，他曾說：「文益離質則表像益多，而病亦益篤」；他痛恨那班

　　庸妄賓僚，謬施塗墍，案一事也，不雲「纖悉畢呈」，而雲「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雲「禍胎可絕」，而雲「釜底抽薪」。表像既多，鄙倍斯甚！（《正名雜義》頁一四）

　　但他那篇《訂文》（《正名雜義》乃《訂文》的附錄）中有句云：「後之林烝，知孟晉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晉」代求進步，還說得過去；「林烝」二字比他舉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總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章炳麟論韻文，也是一個極端的復古派。他說古今韻文的變遷，頗有歷史的眼光。他說：

　　吟詠情性，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國故論衡》中，《辨詩》，頁九九）

　　這是很不錯的歷史見解。根據於這個「數極而遷」的觀念，他指出《三百篇》為四言詩的極盛時期；到了漢以下，「四言之勢盡矣」，故束皙等的四言詩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勢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詞）」。他論近代的詩，也很不錯：

　　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尨奇愈甚。考征之士，睹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于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為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騖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為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這種議論的自然結果應該是一種很激烈的文學革命了。誰知他下文一轉便道：

　　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自注：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刪取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矣。

　　這種極端的復古論，和他的文學史觀，實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詩之勢已盡於漢末而五言詩之勢已盡于唐初，如果詩之勢已盡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說的「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了，難道他們還能復興於今日嗎？那「數極而遷」的文學，難道還可以恢復嗎？

　　但他不顧這個矛盾，還想恢復那「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的詩體。他的韻文（《文錄》二，頁八六以下）全是復古的文學。內中也有幾首可讀的，如《東夷詩》的第三四首：

　　客從海西來，上堂結羅襪，長跪箸席上，對語忘時日。仰見玉衡移，握手言離別。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回頭問主人，主人甫驚絕。乞君一兩靴，便向籠間掇。籠間何所有？四顧吐長舌。

　　甲第夫如何？繩蔑相鉤帶，虎落穿方空，空小門不大。按項出門去，恣情逐岩瀨。三步複五步，京市亦迢遰。時複得町畦，雲中聞犬吠。策杖尋其聲，耆獻方高會。「陛下千萬歲！世世從台隸！」

　　這種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諷意味，故創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強抵銷那模仿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張》，如《董逃歌》，若沒有那篇長序，便真是「與杯珓讖辭相等」了。最惡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與《上留田》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來方才敢猜這詩大概是為劉師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無遠，讒夫既喪。何以漱浣？其痍其壯。越晼望之，度畦鄉之。不見廣陵，蓬萊障之。

　　檴之□矣，不宿乾鵲。民之睾矣，如狙如玃。知我之好，匪伊朝夕。爾雖我刲，我心則懌。

　　這種詩使我們聯想到《易林》，《易林》是漢朝的一種「杯珓讖辭」。其實一千幾百年前的「杯珓讖辭」未必就遠勝一千幾百年後的《杯珓讖辭》。

　　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都給我們一個教訓。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為美」。使我們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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