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8)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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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俄戰爭（1904—1905）以後，中國革命的運動一天一天的增加勢力。同時的君主立憲運動也漸漸的成為一種正式的運動。這兩黨的主張時常發生衝突。《新民叢報》那時已變成君主立憲的機關了，故時時同革命的《民報》做很激烈的筆戰。這種筆戰在中國的政論文學史上很有一點良好的影響，因為從此以後，梁啟超早年提倡出來的那種「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適用了。帖括式的條理不能不讓位給法律家的論理了。筆鋒的情感不能不讓位給紙背的學理了。梁啟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變了；《國風》與《庸言》裡的梁啟超已不是《新民叢報》第一二年的梁啟超了。

　　自1905年到1915年（民國四年），這十年是政論文章的發達時期。這一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釗。章士釗曾著有一部中國文法書，又曾研究論理學；他的文章的長處在於文法謹嚴，論理完足。他從桐城派出來，又受了嚴複的影響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響。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謹嚴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啟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與嚴複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洋政論家法理學家的書，故不須模仿嚴複。嚴複還是用古文譯書，章士釗就有點傾向「歐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歐化，只在把古文變精密了；變繁複了；使古文能勉強直接譯西洋書而不消用原意來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達繁複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剝的外國文法。

　　章士釗的文章，散見各報；但他辦《甲寅》時（1914—1915）的文章，更有精采了，故我們只引這個時代的文章來做例。他先著《學理上之聯邦論》，中有云：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只為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為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烏於此，吾見九烏皆黑；余一烏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遠，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余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即宜於此一國也。或曰，「自培根以來，學者無不采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科學之驗，在夫發現真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故前者可以定當然于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甲寅》，一，五）

　　他的意思要說「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為護符」。後來有人駁他，說他的方法是極端的演繹法。章士釗作論答他（《聯邦論·答潘君力山》），中有一段云：

　　物理之稱為絕對，究其極而言之，非能真絕對也。何也？無論何物，人蓋不能舉其全體現在方來之量之數，一一試驗以盡，始定其理之無訛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歸納之業直無時而可成，而外籀演繹之事，亦終古無從說起。……是故范為定理，不得不有賴於「希蔔梯西」（Hypothesis）焉。希蔔梯西者，猶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經試驗，曆人既多，為時亦久，而可信其理為如是如是者，皆得設為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為演繹，曆人既多，為時亦久，而無例焉與之相反，則可諡以絕對之稱矣。故「絕對」雲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甲寅》，一，七）

　　第二次答覆（《甲寅》一，一九）又說：

　　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例，聯邦之法理即為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若一切不談，政治又以何道運行耶？況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當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元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即覺，事後始為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為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儘量出之，恣吾覽睹，方自幸之不暇，而又何疑焉？

　　羅家倫在他的《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一篇（《新潮》二，五）裡，曾說章士釗的文章「可謂集『邏輯文學』的大成了」。他又說，「政論的文章，到那個時候，趨於最完備的境界。即以文體而論，則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的自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頁八七三）這個論斷是很不錯的。我上文引的幾段，很可以說明這種「邏輯文學」的性質。

　　章士釗同時的政論家——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等，都朝著這個趨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覺的造成一種修飾的，謹嚴的，邏輯的，有時不免掉書袋的政論文學。但是這種文章，在當日實在沒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賣氣力；讀的人也須十分用氣力，方才讀得懂。因此，這種文章的讀者仍舊只限于極少數的人。當他們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蒲浩，引蒲徠士，來討論中國的政治法律的問題的時候，梁士詒、楊度、孫毓筠們早已把憲法踏在腳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裡，把中華民國的國體完全變換過了！洪憲的帝制雖不長久，洪憲的餘毒至今還在，而當日的許多政論機關都煙銷雲散了。民國五年（1916）以後，國中幾乎沒有一個政論機關，也沒有一個政論家；連那些日報上的時評也都退到紙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這種政論文學的忽然消滅，我至今還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甲寅》最後一期裡有黃遠庸寫給章士釗的兩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個政論大家的最後懺悔。他說：

　　遠本無術學，濫廁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今無一不為懺悔之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第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如足下所謂存其在我者，即得為末等人，亦勝於今之一等腳色矣。

　　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甲寅》一，十）

　　這封信，前半為懺悔，後半為覺悟。當日的政論家苦心苦口，確有很可佩服的地方。但他們的大缺點只在不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這一句話不但可以批評他們的「白芝浩——戴雪——哈蒲浩——蒲徠士」的內容，也可以批評他們的精心結構的政論古文。黃遠庸的聰明先已見到這一點了，所以他懸想將來的根本救濟當從提倡新文學下手，要用淺近文藝普遍四周，要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來。章士釗答書還不贊成這種話，他說「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黃遠庸那年到了美國，不幸被人暗殺了，他的志願毫無成就；但他這封信究竟可算是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他若在時，他一定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同志，正如他同時的許多政論家之中的幾個已做新文學運動的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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