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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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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日俄戰爭(1904—1905)以後,中國革命的運動一天一天的增加勢力。同時的君主立憲運動也漸漸的成為一種正式的運動。這兩黨的主張時常發生衝突。《新民叢報》那時已變成君主立憲的機關了,故時時同革命的《民報》做很激烈的筆戰。這種筆戰在中國的政論文學史上很有一點良好的影響,因為從此以後,梁啟超早年提倡出來的那種「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適用了。帖括式的條理不能不讓位給法律家的論理了。筆鋒的情感不能不讓位給紙背的學理了。梁啟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變了;《國風》與《庸言》裡的梁啟超已不是《新民叢報》第一二年的梁啟超了。

  自1905年到1915年(民國四年),這十年是政論文章的發達時期。這一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釗。章士釗曾著有一部中國文法書,又曾研究論理學;他的文章的長處在於文法謹嚴,論理完足。他從桐城派出來,又受了嚴複的影響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響。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謹嚴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啟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與嚴複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洋政論家法理學家的書,故不須模仿嚴複。嚴複還是用古文譯書,章士釗就有點傾向「歐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歐化,只在把古文變精密了;變繁複了;使古文能勉強直接譯西洋書而不消用原意來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達繁複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剝的外國文法。

  章士釗的文章,散見各報;但他辦《甲寅》時(1914—1915)的文章,更有精采了,故我們只引這個時代的文章來做例。他先著《學理上之聯邦論》,中有云: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只為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為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烏於此,吾見九烏皆黑;余一烏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遠,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余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即宜於此一國也。或曰,「自培根以來,學者無不采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科學之驗,在夫發現真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故前者可以定當然于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甲寅》,一,五)

  他的意思要說「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為護符」。後來有人駁他,說他的方法是極端的演繹法。章士釗作論答他(《聯邦論·答潘君力山》),中有一段云:

  物理之稱為絕對,究其極而言之,非能真絕對也。何也?無論何物,人蓋不能舉其全體現在方來之量之數,一一試驗以盡,始定其理之無訛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歸納之業直無時而可成,而外籀演繹之事,亦終古無從說起。……是故范為定理,不得不有賴於「希蔔梯西」(Hypothesis)焉。希蔔梯西者,猶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經試驗,曆人既多,為時亦久,而可信其理為如是如是者,皆得設為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為演繹,曆人既多,為時亦久,而無例焉與之相反,則可諡以絕對之稱矣。故「絕對」雲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甲寅》,一,七)

  第二次答覆(《甲寅》一,一九)又說:

  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例,聯邦之法理即為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若一切不談,政治又以何道運行耶?況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當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元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即覺,事後始為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為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儘量出之,恣吾覽睹,方自幸之不暇,而又何疑焉?

  羅家倫在他的《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一篇(《新潮》二,五)裡,曾說章士釗的文章「可謂集『邏輯文學』的大成了」。他又說,「政論的文章,到那個時候,趨於最完備的境界。即以文體而論,則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的自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頁八七三)這個論斷是很不錯的。我上文引的幾段,很可以說明這種「邏輯文學」的性質。

  章士釗同時的政論家——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等,都朝著這個趨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覺的造成一種修飾的,謹嚴的,邏輯的,有時不免掉書袋的政論文學。但是這種文章,在當日實在沒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賣氣力;讀的人也須十分用氣力,方才讀得懂。因此,這種文章的讀者仍舊只限于極少數的人。當他們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蒲浩,引蒲徠士,來討論中國的政治法律的問題的時候,梁士詒、楊度、孫毓筠們早已把憲法踏在腳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裡,把中華民國的國體完全變換過了!洪憲的帝制雖不長久,洪憲的餘毒至今還在,而當日的許多政論機關都煙銷雲散了。民國五年(1916)以後,國中幾乎沒有一個政論機關,也沒有一個政論家;連那些日報上的時評也都退到紙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這種政論文學的忽然消滅,我至今還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甲寅》最後一期裡有黃遠庸寫給章士釗的兩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個政論大家的最後懺悔。他說:

  遠本無術學,濫廁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今無一不為懺悔之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第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如足下所謂存其在我者,即得為末等人,亦勝於今之一等腳色矣。

  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甲寅》一,十)

  這封信,前半為懺悔,後半為覺悟。當日的政論家苦心苦口,確有很可佩服的地方。但他們的大缺點只在不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這一句話不但可以批評他們的「白芝浩——戴雪——哈蒲浩——蒲徠士」的內容,也可以批評他們的精心結構的政論古文。黃遠庸的聰明先已見到這一點了,所以他懸想將來的根本救濟當從提倡新文學下手,要用淺近文藝普遍四周,要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來。章士釗答書還不贊成這種話,他說「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黃遠庸那年到了美國,不幸被人暗殺了,他的志願毫無成就;但他這封信究竟可算是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他若在時,他一定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同志,正如他同時的許多政論家之中的幾個已做新文學運動的同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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