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5)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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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之戰以後，明白時勢的人都知道中國有改革的必要。這種覺悟產生了一種文學，可叫做「時務的文章」。那時代先後出的幾種「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湯壽潛的，文章與內容都很可以代表這個時代的趨勢。到1897年，德國強佔了膠州，人心更激昂了；那時清光緒帝也被時局感動了，於是有「戊戌變法」（1898）的運動。這個變法運動在當日的勢力頗大，中央政府和各省都有贊助的人。但頑固的反動力終久戰勝了，於是有戊戌的「政變」。變法党的領袖是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譚嗣同與同志五人死於政變，但他的著述要在他死後仍舊發生不少的影響。康有為是「今文家」的一個重要代表，他的《新學偽經考》與《孔子改制考》等書，在這五十年的思想史上，自有他們的相當位置。他的文章雖不如他的詩，但當他『公車上書』以至他亡命海外的時代，他的文章也頗有一點勢力，不過他的勢力遠不如梁啟超的勢力的遠大了。梁啟超當他辦《時務報》的時代已是一個很有力的政論家；後來他辦《新民叢報》，影響更大。二十年來的讀書人差不多沒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響的。

　　嚴複、林紓是桐城的嫡派，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都是桐城的變種。譚嗣同的《三十自紀》（《文集》中）說：

　　嗣同少頗為桐城所震，刻意規之數年，久自以為似矣；出示人，亦以為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通嫥壹之士，稍稍自慚，即又無以自達。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嗜之。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子雲所以獨遼遼焉。舊所為，遺棄殆盡。……昔侯方域少喜駢文，壯而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既壯，所悔乃在此不在彼。……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則存乎深觀者。

　　梁啟超自述也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指辦《新民叢報》時）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二）

　　這是梁氏四十八歲的自述，沒有他三十自述說的詳細：

　　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研鑽。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鑒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者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肄業於學海堂，……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訓詁詞章。

　　此一段可補前一段「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話。譚嗣同與梁啟超都經過一個桐城時代，但他們後來都不滿意於桐城的古文。他們又都曾經過一個復古的時代，都曾回到秦漢、六朝；但他們從秦漢、六朝得來的，雖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卻是駢文的「體例氣息」。所謂體例，即是譚嗣同說的「沈博絕麗之文」；所謂氣息，即是梁啟超說的「筆鋒常帶情感」。

　　譚嗣同的《仁學》，在思想方面固然可算是一種大膽的作品，在文學方面也有代表時代的價值。我們引一節作例：

　　不生不滅有征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並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本為不生不滅，烏從生之滅之？譬如水加熱則漸涸，非水滅也，化為輕氣養氣也。使收其輕氣養氣，重與原水等。且熱去而仍化為水，無少減也。譬如燭久爇則盡跋，非燭滅也，化為氣質流質定質也。使收其所合之炭氣，所然之蠟淚，所餘之蠟煤，重與原燭等。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無少棄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為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為也。方其為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還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為食也亡矣。然餅餌，穀所為也。方其為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選糞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複何存亡？……（刪去一排兩個譬喻）……譬于陵穀滄桑之變易：地球之生不知經幾千萬變矣；洲渚之壅淤，知崖岸之將有傾頹；草木金石之質日出於地，知空穴之將就淪陷；赤道以旋速而隆起，即南北極之所翕斂也；火期之炎，冰期之冱，即一氣之舒卷也。故地球體積之重率必無軒輊于昔時；有之，則畸重而去日遠，畸輕而去日近，其軌道且歲不同矣。譬如流星隕石之變：恒星有古無而今有，有古有而今無；彗孛有循橢圓線而往可複返，有循抛物線而一往不返。往返者，遠近也，非生滅也；有無者，聚散也，非生滅也。木星本統四月，近忽多一月，如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間，依比例當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知女星之所剖裂，即此。地球亦終有隕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隕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易》，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孔子之論禮，謂殷因于夏；周因于殷；故禮有不得，與民變革損益而已。凡此諸體，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一身有阿僧祇口，說亦不能盡。（《仁學上》，頁十三）

　　這一節不但材料可以代表當時的科學知識，他的體例也可以代表當時與二十年來的「新文體」。譚嗣同自己說的駢文的體例與氣息，在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但我們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不能不承認這種文體雖說是得力于駢文，其實也得力於八股文。古代的駢文沒有這樣奔放的體例，只有八股文裡的好「長比」有這種氣息（上例中，水與燭一比及陶埴與餅餌一比，最可玩味）。故嚴格說來，這一種文體很可以說是八股文經過一種大解放，變化出來的。

　　說這種文體是受了八股文的影響的，這句話也許有人不願意聽。其實這句話不全是貶辭。清代的大文家章學誠作古文往往不避駢偶的長排；他曾說：

　　嗟夫，知文亦豈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見餘《通義》有精深者，亦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為哉？使彼得見韓非《儲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為秦、漢人惜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與史余村簡》）

　　此說最有理。文中雜用駢偶的句子，未必即是毛病。當日人人做八股，受了一種影響，也是很自然的事。其實這一派的長處就在他們能夠打破那「執而不化」的狹義古文觀，就在他們能夠運用古文時文儒書佛書的句調來做文章。這個趨勢，到了梁啟超，更完備了。

　　梁啟超最能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應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也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很多，舉例也很難。我且舉他的《新民說》第十一篇《論進步》的一節：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腸蕩胃以上于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鵝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弄舌搖筆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對也。嗚呼，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言哉？

　　我再舉一個例：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于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為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為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這兩個例很可以表示梁啟超自己說的「筆鋒常帶情感」的文體。前一例可以表示這種文字的好的方面；後一例可以表示這種文字的壞的方面。更惡劣的如：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焰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嘻嘻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但這種文字在當日確有很大的魔力。這種魔力的原因約有幾種：（1）文體的解放，打破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時文」、「散文」、「駢文」的界限；（2）條理的分明，梁啟超的長篇文章都長於條理，最容易看下去；（3）辭句的淺顯，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於剌激性，「筆鋒常帶情感」。

　　梁啟超中年的文章，《國風報》、《庸言報》時代的文章，把早年文章的毛病漸漸的減少了；漸漸的回到清淡明顯的文章。但學他的文章的人，往往學了他的堆砌，他的排比。在記敘的文章內，這種惡劣之處更容易呈顯出來。前七八年流行一時的《玉梨魂》一類的小說，便是這種文體用來敘事的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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