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2)

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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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只取了梁先生的緒論和結論的一部分來說明這種主觀化的文化哲學。現在我們要研究他的東西文化觀的本身了。

　　梁先生先批評金子馬治，北聆吉論東西文化的話，次引陳獨秀擁護德謨克拉西和賽恩斯兩位先生的話，認為很對很好。梁先生雖然承認「西方文化即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兩精神的文化」，但梁先生自己是走「一條線」的人，總覺得「我們說話時候非雙舉兩種不可，很像沒考究到家的樣子」，所以他還要做一番搭題的工夫，要把德賽兩先生並到一條線上去，才算「考究到家」了。這兩位先生若從歷史上研究起來，本來是一條路上的人。然而梁先生並不講歷史，他仍用他自己的思想作主，先斷定「文化」只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樣子，而「生活」就是「意欲」；他有了這兩個絕大的斷定，於是得著西方文化的答案：

　　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頁三一）

　　我們在這裡，且先把他對於中國、印度的文化的答案，也抄下來，好作比較：

　　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頁七一）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頁七二）

　　梁先生自己說他觀察文化的方法道：

　　我這個人未嘗學問，種種都是妄談，都不免「強不知以為知」，心裡所有只是一點佛家的意思，我只是本著一點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這觀察文化的方法也別無所本，完全是出於佛家思想。（頁六一——二）

　　我們總括他的說法，淘汰了佛書的術語，大旨如下：

　　所謂生活，就是現在的我（即是現在的意欲）對於前此的我（即是那殆成定局的宇宙）之奮鬥，……前此的我為我當前的「礙」。……當前為礙的東西是我的一個難題；所謂奮鬥，就是應付困難，解決問題。（頁六四——五）

　　這點總綱，似乎很平易，然而從這裡發出三個生活的樣法：

　　（一）向前面要求，就是奮鬥的態度，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
　　（二）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回想的隨遇而安。
　　（三）轉身向後去要求，想根本取消當前的問題或要求。（頁六九——七〇）

　　依梁先生的觀察，這三條路代表三大系的文化：

　　（一）西方文化走的是第一條路，
　　（二）中國文化走的是第二條路，
　　（三）印度文化走的是第三條路。（頁七二）

　　以上所引，都是本書第二第三兩章中的。但梁先生在第四章比較東西哲學的結果，又得一個關於三系文化的奇妙結論。他說：（頁二〇六）

　　（一）西洋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的。
　　（二）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現量的。

　　「現量」就是感覺（Sensation），理智就是「比量」，而直覺乃是比量與現量之間的一種「非量」，就是「附於感覺——心王——之受，想，二心所」。（頁九三）

　　以上我們略述梁先生的文化觀察。我們在這裡要指出梁先生的文化觀察也犯了攏統的大病。我們也知道有些讀者一定要代梁先生抱不平，說：「梁先生分析的那樣仔細，辨別的那樣精微，而你們還要說他攏統，豈非大冤枉嗎？」是的，我們正因為他用那種仔細的分析和精微的辨別，所以說他「攏統」。文化的分子繁多，文化的原因也極複雜，而梁先生要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的公式裡，這便是攏統之至。公式越整齊，越簡單，他的攏統性也越大。

　　我們試先看梁先生的第一串三個公式：

　　（一）西方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向前要求。
　　（二）中國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自為調和持中。
　　（三）印度化的根本精神是意欲反身向後要求。

　　這豈不簡單？豈不整齊？然而事實上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西方化與印度化，表面上誠然很像一個向前要求，一個向後要求；然而我們平心觀察印度的宗教，何嘗不是極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曾提及印度人的「自餓不食，投入寒淵，赴火炙灼，赤身裸露，學著牛狗，齕草吃糞，在道上等車來軋死，上山去找老虎。」我們試想這種人為的是什麼？是向後嗎？還是極端的奔赴向前，尋求那最高的滿足？我們試舉一個例：

　　釋寶崖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並燒二手。於是積柴於樓上，作幹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燥油濃，赫然火合。于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複一拜，身踣炭上。（胡寅《崇正辨》二，二三）

　　試想這種人，在火焰之中禮拜，在身面焦坼之時還要禮拜，這種人是不是意欲極端的向前要求？梁先生自己有時也如此說：

　　大家都以為印度人沒法生活才來出世，像詹姆士所說，印度人膽小不敢奮鬥以求生活，實在閉眼瞎說！印度人實在是極有勇氣的，他們那樣堅苦不撓，何嘗不是奮鬥？（頁一四八）

　　是的！印度人也是奮鬥，然而「奮鬥」（向前要求）的態度，卻是第一條路（頁六九）。所以梁先生斷定印度化是向後要求的第三條路，也許他自己有時要說是「實在閉眼瞎說」呢！

　　以上所說，並非為無益之辯，只是要指出，梁先生的簡單公式是經不起他自己的反省的。印度化與西洋化，表面上可算兩極端了，然而梁先生說他倆都是奮鬥，即都是向前要求。

　　至於那「調和持中」、「隨遇而安」的態度，更不能說那一國文化的特性。這種境界乃是世界各種民族的常識裡的一種理想境界，絕不限於一民族或一國。見於哲學書的，中國儒家有《中庸》，希臘有亞裡斯多德的《倫理學》，而希伯來和印度兩民族的宗教書裡也多這種理想。見於民族思想裡的，希臘古代即以「有節」為四大德之一，而歐洲各國都有這一類的民謠。至於詩人文學裡，「知足」、「安命」、「樂天」等等更是世界文學裡極常見的話，何嘗是陶潛、白居易獨佔的美德？然而這種美德始終只是世界民族常識裡的一種理想境界，無論在那一國，能實行的始終只有少數人。梁先生以為：

　　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卻亦沒有印度的禁欲思想。不論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滿足安受，並不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頁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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