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論墨學(2)

論墨學(2)

　　（二）章太炎先生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吾弟鑒：

　　覽《新聞報》，見弟有《墨學談》一篇，乃知近亦從事此學。所論無間無厚一義，最為精審。非半勿斫一條，與惠氏言取捨不同，義亦未經人道。端為無序而不可分，此蓋如近人所謂原子分子，佛家所謂極微。以數理析之，未有不可分者，故惠有萬世不竭之義。以物質驗之，實有不可分者，故墨有不動之旨。此乃墨氏實驗之學有勝於惠，因得如此說爾。名家大體，儒、墨皆有之，墨之經，荀之正名，是也。儒、墨皆自有宗旨，其立論自有所為，而非泛以辯論求勝；若名家則徒求勝而已。此其根本不同之處。弟能將此發揮光大，則九流分科之指自見矣。吾于墨書略有解詁，而不敢多道者，蓋以辭旨淵奧，非一人所能盡解；若必取難解者而強解之，縱人或信我，而自心轉不自信也。至適之以爭彼為爭佊，徒成辭費，此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說文》詖字本訓辯論。假令以訓詁說經，則雲辯爭詖也，自可成義。然《墨經》非《爾雅》之流專明訓詁者比。以此為說，乃成騃語爾），蓋所失非獨武斷而已。

　　暇時或來一談，更尉。此問起居康勝。

　　兄炳麟白　十一月六日

　　（三）我給行嚴先生的第一書

　　行嚴先生：

　　這幾天在《新聞報》上看見先生的《墨學談》和《章氏墨學一斑》，頗牽及我從前關於《墨辯》的一點意見。病中久不讀古書，行篋中又沒有這一類的書，我本想暫時不加入討論；但先生論《墨辯》「辯爭彼也」一條，謂我武斷，而令兄太炎先生則謂我「所失非獨武斷而已」，鄙說之是否武斷，我不願置辯，我覺得太炎先生信中有一句話，卻使我不能不辯。

　　太炎先生說我「未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異」，我是淺學的人，實在不知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何異點。我只曉得經與子同為古書，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學與訓詁學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訂正與古義的考定，此意在高郵、王氏父子及俞曲園、孫仲容諸老輩的書中，都很明白。試問《讀書雜誌》與《經義述聞》，《群經平議》與《諸子平議》，在治學方法上，有什麼不同？

　　先生倘看見太炎先生，千萬代為一問：究竟說諸子之法，與說經有什麼不同？這一點是治學方法上的根本問題，故不敢輕易放過。尊文所論諸事，較之此點，都成瑣屑細節了。客中不暇一一討論，乞恕之。

　　胡適敬上　十一月十三夜

　　（四）太炎先生的第二書

　　行嚴吾弟足下：

　　前因論《墨辯》事，言治經與治諸子不同法，昨弟出示適之來書，謂校勘訓詁，為說經說諸子通則，並舉王、俞兩先生為例。按校勘訓詁，以治經治諸子，特最初門徑然也。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此就大略言之，經中《周易》亦明義理，諸子中管、荀亦陳事實，然諸子專言事實，不及義理者絕少）。治此二部書者，自校勘訓詁而後，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術有不得同者。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若王、俞兩先生，則暫為初步而已耳。

　　經多陳事實，其文時有重贅；傳記申經，則其類尤眾，說者亦就為重贅可也。諸子多明義理，有時下義簡貴，或不可增損一字；而《墨辯》尤精審，則不得更有重贅之語。假令毛鄭說經雲，「辯，爭佊也」，則可；墨家為辯雲，「辯，爭佊也」，則不可。今本文實未重贅，而解者乃改為重贅之語，安乎不安乎？

　　更申論之：假令去其重贅，但雲「辯，爭也」，此文亦只可見於經訓，而不容見於《墨辯》。所以者何？以《墨辯》下義，多為界說，而未有為直訓者也。訓詁之術，略有三途：一曰直訓，二曰語根，三曰界說。如《說文》雲，「元，始也」，此直訓也，與翻譯殆無異。又雲，「天，顛也」，此語根也，明天之得語由顛而來（凡《說文》用聲訓者，率多此類）。又雲，「吏，治人者也」，此界說也，於吏字之義，外延內容，期於無增減而後已。

　　《說文》本字書，故訓詁具此三者。其在傳箋者，則多用直訓，或用界說，而用語根者鮮矣（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齋之為言齊也；祭者，察也：古傳記亦或以此說經，其後漸少）；其在墨辯者，則專用界說，而直訓與語根，皆所不用。

　　今且以幾何原本例之，此亦用界說者也。點線面體，必明其量，而不可徑以直訓施之。假如雲，「線，索也」，「面，冪也」，於經說亦非不可，于幾何原本，可乎不可乎？以是為例，雖舉一「爭」字以說「辯」義，在墨辯猶且不可，而況「爭佊」之重贅者歟？

　　諸子誠不盡如墨辯，然大抵明義理者為多。諸以同義之字為直訓者，在吾之為諸子音義則可，謂諸子自有其文則不可。

　　前書剖析未瑩，故今複申明如此，請以質之適之。凡為學者，期於愜心貴當，吾實有不能已於言者，而非求勝於適之也。

　　兄炳麟白　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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