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1)

　　《讀書雜誌》上顧頡剛，錢玄同，劉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于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這半年多的《努力》和《讀書雜誌》的讀者也許嫌這兩組大論爭太繁重了，太沉悶了；然而我們可以斷言這兩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來最有永久價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將來，我這個武斷的估價就會有多人承認的。

　　這一次古史的討論裡最僥倖的是雙方的旗鼓相當，陣勢都很整嚴，所以討論最有精采。顧先生說的真不錯：

　　中國的古史全是一篇糊塗賬。二千餘年來隨口編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經過了二千餘年的編造，能夠成立一個系統，自然隨處也有它的自衛的理由。現在我盡尋它的罅漏，劉先生盡尋它的自衛的理由，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結論，但經過了長時間的討論，至少可以指出一個公認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來，這是無疑的。

　　我們希望雙方的論主都依著這個態度去搜求證據。這一次討論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雙方都希望求得真相，並不是顧先生對古史有仇，而劉先生對古史有恩。他們的目的既同，他們的方法也只有一條路：就是尋求證據。只有證據的充分與不充分是他們論戰勝敗的標準，也是我們信仰與懷疑的標準。

　　現在雙方的討論都暫時休戰了，顧先生登有啟事，劉先生也沒有續稿寄來。我趁這個機會，研究他們的文章，忍不住要說幾句旁觀的話，就借著現在最時髦的名稱「讀後感」寫了出來，請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謂「影響人心」的問題。這是開宗明義的要點，我們先要說明白。劉先生說：

　　因為這種翻案的議論，這種懷疑的精神，很有影響于我國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十三期）

　　他又說：

　　先生這個翻案很足影響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十六期）

　　否認古史某部分的真實，可以影響于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這事決不會在人心上發生惡影響。我們不信盤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進一步，不能不否認神農、黃帝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假使我們更進一步，又不能不否認堯、舜和禹了，人心也並不因此變壞。——豈但不變壞？如果我們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幾千年的大騙案，于人心只有好影響，而無惡影響。即使我們的證據不夠完全翻案，只夠引起我們對於古史某部分的懷疑，這也是警告人們不要輕易信仰，這也是好影響，並不是惡影響。

　　本來劉先生並不曾明說這種影響的善惡，也許他單指人們信仰動搖。但這幾個月以來，北京很有幾位老先生深怪顧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辯一句。這回的論爭是一個真偽問題；去偽存真，決不會有害于人心。譬如豬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頭顱痛哭，孫行者告訴他那是一塊木頭，不是人頭，豬八戒只該歡喜，不該惱怒。又如窮人拾得一圓假銀圓，心裡高興，我們難道因為他高興就不該指出那是假銀圓嗎？上帝的觀念固然可以給人們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的安慰就不肯懷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況一個禹？何況黃帝、堯、舜？吳稚暉先生曾說起黃以周在南菁書院做山長時，他房間裡的壁上有八個大字的座右銘：

　　實事求是，莫作調人。

　　我請用這八個字貢獻給討論古史的諸位先生。

　　第二，顧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見解真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我們應該虛心地仔細研究他，虛心地試驗他，不應該叫我們的成見阻礙這個重要觀念的承受。這幾個月的討論不幸漸漸地走向瑣屑的枝葉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讀者被這幾萬字的討論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這個中心的見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來，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顧先生自己說「層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個意思：

　　（1）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2）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狀況。

　　這三層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顧先生的這個見解，我想叫他做「剝皮主義」。譬如剝筍，剝進去方才有筍可吃。這個見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說：

　　世益古則其取捨益慎，世益晚則其採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于黃帝。……近世以來……乃始於庖犧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開闢之初盤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考信錄·提要》上，二二）

　　崔述剝古史的皮，僅剝到「經」為止，還不算徹底。顧先生還要進一步，不但剝的更深，並且還要研究那一層一層的皮是怎樣堆砌起來的。他說：

　　我們看史跡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後逐步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這種見解重在每一種傳說的「經歷」與演進。這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

　　這是顧先生這一次討論古史的根本見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應用這方法，在百忙中批評古史的全部，也許不免有些微細的錯誤。但他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他這個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見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總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

　　（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麼樣子的傳說。

　　（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演進：由簡單變為複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

　　（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

　　他舉的例是「禹的演進史」。

　　禹的演進史，至今沒有討論完畢，但我們不要忘了禹的問題只是一個例，不要忘了顧先生的主要觀點在於研究傳說的經歷。

　　我在幾年前也曾用這個方法來研究一個歷史問題——井田制度。我把關於井田制度的種種傳說，依出現的先後，排成一種井田論的演進史：

　　（1）《孟子》的井田論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漢初寫定的《公羊傳》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3）漢初寫定的《榖梁傳》說的詳細一點，但只是一些「望文生義」的注語。

　　（4）漢文帝時的《王制》是依據《孟子》而稍加詳的，但也沒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間的《韓詩外傳》演述《榖梁傳》的話，做出一種清楚分明的井田論。

　　（6）《周禮》更晚出，裡面的井田制就很詳細，很整齊，又很煩密了。

　　（7）班固的《食貨志》參酌《周禮》與《韓詩》的井田制，並成一種調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詁》更晚出，於是參考《孟子》、《王制》、《周禮》、《韓詩》的各種制度，另做成一種井田制。（看《胡適文存》二，頁二六四——二八一）

　　這一個例也許可以幫助讀者明瞭顧先生的方法的意義，所以我引他在這兒，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後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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