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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楚辭》


  十年六月,洪熙、思永們的讀書會要我講演,我講的是我關於《楚辭》的意見,後來記在《日記》裡,現在整理出來,作為一篇讀書記。我很盼望國中研究《楚辭》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見,修正他或反證他,總期使這部久被埋沒,久被「酸化」的古文學名著能漸漸的從烏煙瘴氣裡鑽出來,在文學界裡重新占一個不依傍名教的位置。

  (一)屈原是誰?

  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為什麼我要疑心呢?因為:

  第一,《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

  (子)傳末有云:「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司馬遷何能知孝昭的諡法?一可疑。孝文之後為景帝,如何可說「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二可疑。

  (醜)《屈原傳》敘事不明。先說,「王怒而疏屈平」。次說,「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于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王悔,追張儀不及」。又說,「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又說,「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眷顧楚國,系心懷王,不忘欲反」。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既「疏」了,既「不復在位」了,又「使于齊」,又「諫」重大的事,一大可疑。前面並不曾說「放流」,出使于齊的人,又能諫大事的人,自然不曾被「放流」。而下面忽說「雖放流」,忽說「遷之」,二大可疑。「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諫的話。「何不殺張儀」一段,張儀傳無此語,亦無「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等事,三大可疑。懷王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是「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呢?四大可疑。前稱屈平,而後半忽稱屈原,五大可疑。

  第二,傳說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會生在秦漢以前。

  (子)「屈原」明明是一個理想的忠臣,但這種忠臣在漢以前是不會發生的,因為戰國時代不會有這種奇怪的君臣觀念。我這個見解,雖然很空泛,但我想很可以成立。

  (醜)傳說的屈原是根據於一種「儒教化」的《楚辭》解釋的。但我們知道這種「儒教化」的古書解是漢人的拿手戲,只有那笨陋的漢朝學究能幹這件笨事!

  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複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與希臘的荷馬同類。怎樣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呢?古代有許多東西是一班無名的小百姓發明的,但後人感恩圖報,或是為便利起見,往往把許多發明都記到一兩個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最古的,都說是黃帝發明的。中古的,都說是周公發明的。怪不得周公要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了!那一小部分的南方文學,也就歸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個假名)幾個人身上去。(佛教的無數「佛說」的經也是這樣的,不過印度人是有意造假的,與這些例略有不同。)譬如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可以收到無數箭,故我叫他們做「箭垛」。

  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後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這時候,屈原還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箭垛。後來漢朝的老學究把那時代的「君臣大義」讀到《楚辭》裡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從此屈原就又成了一個倫理的箭垛了。

  大概楚懷王入秦不返,是南方民族的一件傷心的事,故當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歌謠。後來亡秦的義兵終起於南方,而項氏起兵時竟用楚懷王的招牌來號召人心。當時必有楚懷王的故事或神話流傳民間,屈原大概也是這種故事的一部分。在那個故事裡,楚懷王是正角,屈原大概還是配角,鄭袖唱花旦,靳尚唱小丑,但秦亡之後,楚懷王的神話漸漸失其作用了,漸漸銷滅了;於是那個原來做配角的屈原反變成正角了。後來這一部分的故事流傳久了,竟仿佛真有其事,故劉向《說範》也載此事,而補《史記》的人也七拼八湊的把這個故事塞進《史記》去。補《史記》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時代的人,故《司馬相如列傳》後能引揚雄的話;《屈賈列傳》當是宣帝時人補的,那時離秦亡之時已一百五十年了,這個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

  (二)《楚辭》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楚辭》的前二十五篇決不是一個人做的。那二十五篇是:

  《離騷》 1  《九歌》 9
  《天問》 1  《九章》 9
  《遠遊》 1  《卜居》 1
  《漁父》 1  《招魂》 1
  《大招》 1

  這二十五篇之中,《天問》文理不通,見解卑陋,全無文學價值,我們可斷定此篇為後人雜湊起來的。《卜居》、《漁夫》為有主名的著作,見解與技術都可代表一個《楚辭》進步已高的時期。《招魂》用「些」,《大招》用「只」,皆是變體。《大招》似是模仿《招魂》的。《招魂》若是宋玉作的,《大招》決非屈原作的。《九歌》與屈原的傳說絕無關係,細看內容,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當時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剩下的,只有《離騷》、《九章》與《遠遊》了。依我看來,《遠遊》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也是模仿《離騷》做的。《九章》中,《懷沙》載在《史記》,《哀郢》之名見於《屈賈傳論》,大概漢昭宣帝時尚無「九章」之總名。《九章》中,也許有稍古的,也許有晚出的偽作。我們若不願完全丟棄屈原的傳說,或者可以認《離騷》為屈原作的。《九章》中,至多只能有一部分是屈原作的。《遠遊》全是晚出的仿作。

  我們可以把上述的意見,按照時代的先後,列表如下:

  (1)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學   《九歌》

  (2)稍晚——屈原?    《離騷》

  《九章》的一部分(?)

  (3)屈原同時或稍後    《招魂》

  (4)稍後——楚亡後    《卜居》,《漁父》

  (5)漢人作的       《大招》,《遠遊》

  《九章》的一部分

  《天問》

  (三)《楚辭》的注家

  《楚辭》注家分漢、宋兩大派。漢儒最迂腐,眼光最低,知識最陋。他們把一部《詩經》都罩上烏煙瘴氣了。一首「關關雎鳩」明明是寫相思的詩,他們偏要說是刺周康王后的,又說是美後妃之德的!所以他們把一部《楚辭》也「酸化」了。這一派自王逸直到洪興祖,都承認那「屈原的傳說」,處處把美人香草都解作忠君憂國的話,正如漢人把《詩》三百篇都解作腐儒的美刺一樣!宋派自朱熹以後,頗能漸漸推翻那種頭巾氣的注解。朱子的《楚辭集注》雖不能拋開屈原的傳說,但他於《九歌》確能別出新見解。《九歌》中,《湘夫人》,《少司命》,《東君》,《國殤》,《禮魂》,各篇的注與序裡皆無一字提到屈原的傳說;其餘四篇,雖偶然提及,但朱注確能打破舊說的大部分,已很不易得了。我們應該從朱子入手,參看各家的說法,然後比朱子更進一步,打破一切迷信的傳說,創造一種新的《楚辭》解。

  (四)《楚辭》的文學價值

  我們須要認明白:屈原的傳說不推翻,則《楚辭》只是一部忠臣教科書,但不是文學。如《湘夫人》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本是白描的好文學,卻被舊注家加上「言君政急則眾民愁而賢者傷矣」(王逸),「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五臣)等等荒謬的理學話,便不見他的文學趣味了。又如:

  捐余袂兮江中,遺餘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這四句何等美麗!注家卻說:

  屈原托與湘夫人,共鄰而處,舜複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修道德也。(王逸)

  或說:

  袂褋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複背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杜若以喻誠信:遠者,神及君也。(五臣)

  或說:

  既詒湘夫人以袂褋,又遺遠者以杜若。好賢不已也。(洪興祖)

  這樣說來說去,還有文學的趣味嗎?故我們必須推翻屈原的傳說,打破一切村學究的舊注,從《楚辭》本身上去尋出他的文學興味來,然後《楚辭》的文學價值可以有恢復的希望。

  十一,八,二十八改稿

  (原載1922年9月3日《讀書雜誌》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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