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古史討論的讀後感(2)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2)

　　第三，我們既申說了顧先生的根本方法，也應該考察考察劉掞藜先生的根本態度與方法。劉先生自己說：

　　我對於古史，只採取「察傳」的態度，參之以情，驗之以理，斷之以證。（《讀書雜誌》十三期）

　　他又說：

　　我對於經書或任何子書，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閉著眼睛，一筆抹殺；總須度之以情，驗之以理，決之以證。

　　這話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滿人意了。但仔細看來，這裡面頗含有危險的分子。「斷之以證」固是很好，但「情」是什麼？「理」又是什麼？劉先生自己雖沒有下定義，但我們看他和錢玄同先生討論的話，一則說：

　　但是我們知道文王至仁。

　　再則說：

　　我們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學的史家的標準，我們要問，我們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話是誰說的？起於什麼時代？劉先生信「文王至仁」為原則，而以「執訊連連，攸馘安安」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為原則，而以破斧缺斨為例外。不知在史學上，《皇矣》與《破斧》之詩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說卻是後起的傳說變成的成見。成見久據於腦中，不經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與理了。

　　劉先生列舉情，理，證，三者，而證在最後一點。他說「參之以情」，又說「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論這個方法的危險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豈有當乎？（《考信錄·提要》上，四）

　　作《皇矣》詩的人並無「王季、文王是紂臣」的成見，作《破斧》詩的人也並無「周公聖人」的成見；而我們生在幾千年後，從小就灌飽了無數後起的傳說，於今戴著傳說的眼鏡去讀詩，自以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見呵。

　　至於「驗之以理」，更危險了。歷史家只應該從材料裡，從證據裡，去尋出客觀的條理。如果我們先存一個「理」在腦中，用理去「驗」事物，那樣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觀的意見。例如劉先生斷定《國語》、《左傳》說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穀百蔬的話不是憑空杜撰的，他列舉二「理」，證明烈山氏時有「殖百穀百蔬」的可能。他所謂「理」，正是我們所謂「意見」。如他說：

　　人必借動植物以生；既有動植物矣，則必有穀有蔬也無疑。夫所謂種植耕稼者，不過以一舉手一投足之勞，掃荒穢，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謂「百穀百蔬」也（《讀書雜誌》十五，圈點依原文）。

　　這是全無歷史演進眼光的臆說。稍研究人類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術在今日視為「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的，在初民社會裡往往須經過很長的時期而後偶然發明。「借動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種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種植耕稼須假定（1）辨認種類的能力，（2）預料將來收穫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補助天行的能力，（5）比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條件備具，方才有農業可說。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類學社會學，決不能瞭解先民創造一技一藝時的艱難，正如我們成年的人高談闊論而笑小孩子牙牙學語的困難；名為「驗之以理」，而其實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後是「斷之以證」。在史學上證據固然最重要，但劉先生以情與理揣度古史，而後「斷之以證」，這樣的方法很有危險。我們試引劉先生駁顧先生論古代版圖的一段做例。《堯典》的版圖有交趾，顧先生疑心那是秦、漢的疆域。劉先生駁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漢之前，竟時時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堯舜撫有交趾。

　　他引四條證據：

　　（a）《墨子·節用中》。
　　（b）《屍子》佚文。
　　（c）《韓非子·十過》。　
　　（d）《大戴禮記·少閑》。

　　《大戴禮》是漢儒所作，劉先生也承認。前面三條，劉先生說「總可認為戰國時文」。——這一層我們姑且不和他辯；我們姑且依他承認此三條為「戰國時文」。依顧先生的方法，這三條至多不過證明戰國時有人知有交趾罷了。然而劉先生的「斷之以證」的方法卻真大膽！他說：

　　如有交趾，則是早已與交趾有關係了。但是我們知道春秋、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是墨子、屍子、韓非等所言，實由堯之撫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戰國時的一句話，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證明二千年前的堯時的版圖，這是什麼證據？況且劉先生明明承認「《春杖》東周、西周、商、夏都與交趾沒有來往」；若依顧先生的方法，單這一句已可以證明《堯典》為秦漢時的偽書了。

　　我們對於「證據」的態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史家要問：（1）這種證據是在什麼地方尋出的？（2）什麼時候尋出的？（3）什麼人尋出的？（4）地方和時候上看起來，這個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5）這個人雖有證人資格，而他說這句話時有作偽（無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嗎？

　　劉先生對於這一層，似乎不很講究。如他上文舉的三條證據，（a）《墨子·節用》篇屢稱「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屍佼的有無，本不可考；《屍子》原書已亡，依許多佚文看來，此書大概作于戰國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韓非子》一書本是雜湊起來的；《十過》一篇，中敘秦攻宜陽一段，顯然可證此篇不是韓非所作，與《初見秦》等篇同為後人偽作的。而劉先生卻以為「以韓非之疑古，猶且稱道之」。不知《顯學》篇明說「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五蠹》篇明說「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即用此疑古的兩篇作標準，已可以證明《十過篇》之為偽作而無疑。這些東西如何可作證據用呢？

　　以上所說，不過是我個人的讀後感。內中頗有偏袒顧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諱飾了。但我對於劉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對他的批評，全無惡感，只有責備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對他自己治史學的方法有一種自覺的評判，只希望他對自己搜來的材料也有一種較嚴刻的評判，而不僅僅奮勇替幾個傳說的古聖王作辯護士。行文時說話偶有不檢點之處，我也希望他不至於見怪。

　　十三，二，八

　　（原載1924年2月22日《讀書雜誌》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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