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費經虞與費密(8)

費經虞與費密(8)

　　這種見解，非常平易，卻是宋以後無人敢道的議論。程頤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那種武斷的論調，在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無辜的男女。費氏把生命，妻子，產業等等，和義理看作同樣重要的東西；教人要把這各種分子合起來看，不可單拿「義理」一種來評判人。這真是平允忠厚的態度。

　　他們又說：

　　尚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曆，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于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欺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愧悔，求以寡過，尚何敢任意苛搜，輕刺往哲哉？（上，十七——十八）

　　這一大段中，如「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皆是閱歷有得的名言。宋以來的儒者往往意氣用事，勇於責人，而不自覺其太過。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後人之誣衊王安石，都是道學史上的絕大污點。費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擯而棄之」（上，四四）的不容忍的態度。費氏形容他們：

　　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為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為不聞道；自命曰真儒。其說始固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於是以儒之說為昧難測也，儒之意為執難平也，儒之事為煩難從也，儒之情為難合也，儒之氣象為厲難近也。彼方夷然自遠，此複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為名高，交相惡矣。……立于朝廷，兩相危陷，……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官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上，四四——四五）

　　宋以來的理學有幾個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與人生沒大交涉；第三，氣象嚴厲，意氣陵人。費氏父子痛斥這種理學，說他「矜高自大，鄙下實事」。（上，四七）他們要提倡一種平易近人的「中，實」之道：

　　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為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這真不愧為實用主義者的態度。

　　費氏父子皆有歷史的嗜好，故他們對於古今學派的異同沿革，也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他們。他們提出一種「心理區別論」來解釋歷史上學派的異同。他們說：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于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一身，不見其異，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沉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教使柔，沉潛而教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於用。（上，四九）

　　中行，狂，狷，同傳聖人之道；高明，沉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複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歟？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沉潛者歟？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於狂；子夏之學多沉潛，門人所傳近於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終其身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於道；沉潛而學焉，則以沉潛入於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疑當作因）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十）

　　我們分中行，高明，沉潛三種性質，頗似近世詹姆士（James）說的哲學家有「心硬」「心軟」兩大區別。高明一派，費氏謂近于剛，其實乃是詹姆士所謂「心軟」的一派。沉潛一派，費氏謂近于柔，其實乃是「心硬」的一派。心軟，故富於理想，而易為想像力所誘惑；自趨於高明，而易陷於空虛。心硬，故重視事實，重視效果；雖不廢想像，而步步腳踏實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墮入拘迂，易陷於支離瑣碎。費氏拿這個區別來說明學術思想史上的派別：

　　後世學者，性本沉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為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沉潛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為沉潛之非高明也。

　　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為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沉潛，學者之高明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為高明之非沉潛也。

　　聖人之道於是乎異矣。群言肴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教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即有異，無損于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為傳也。（上，五十一）

　　以上說的，皆為有人問「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而發的。小程子與朱熹屬沉潛一路，陸、王屬高明一路。費氏此論最為平允，發前人所未發。費氏父子的家學也屬沉潛一路，故費密雖受學于孫奇逢，為王學後人，而他攻擊「良知」之說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復古本《大學》一件事而已。費密作《孫征君傳》（《耆獻類征》三百九十七，頁三六——三七），只說：

　　其學以澄徹為宗，和易為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注疏邃奧，學者安可不造？」征君則歎以為果然。

　　費密所取于孫奇逢，如是而已。費密又自說是子夏七十二傳，是他也自居於沉潛一路。但他屢次自命為中行，自稱為「中傳」，自以為得古經之旨，故對於程、朱、陸、王的玄學方面一律攻擊。然而他的推崇古注疏，他的崇尚事實，都只是他的沉潛的天性的表現。他所攻擊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傳染的方面，並不是他們的沉潛的方面。我們也可以說他「自以為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為沉潛之非高明也」。

　　但費氏父子的沉潛，雖然是個人天性的表現，卻也是「時代精神」的先驅。八百年前，程頤給他的哥哥程顥作《行狀》，曾述程顥的話道：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這是二程當近世哲學開幕時期對於中國當日思想界下的診斷。他們深知當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然而自他們以後，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學盛行，結果還只是一種「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兩宋時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這個鬼就是玄學鬼。

　　二程不睬邵雍、周敦頤的玄學的宇宙論，卻捨不得那主靜主敬的玄學。朱熹提倡格物窮理，卻又去把二程唾棄的先天太極之學重新掘出來，奉為玄學的奇寶。陸、王唾棄先天太極的玄學，卻又添出了「良知」、「心即理」的玄學。陸、王末流的玄學狂熱，更不消說了。高明的病菌彌漫在空氣裡，凡要呼吸的人，多少總得吸一點進去；沉潛的抵抗力強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費密活在程顥之後五百年，他診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風橐霧，可有可無」的診斷。五百年的玄學病，到此已成「強弩之末」；李闖、張獻忠承客氏、魏忠賢之後，屠殺了幾百萬生民，傾覆了明朝的天下，同時也冰冷了五百年的玄學熱。費氏父子一面提倡實事實功，開顏、李學派的先聲；一面尊崇漢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開清朝二百餘年「漢學」的風氣：他們真不愧為時代精神的先驅者！

　　十三，九，十七脫稿

　　（原題《記費密的學說》，載1921年10月12日至15日、17日《展報副鐫》。收入本集時作了較大修改，改用現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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