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胡適 > 胡適文存二集 | 上頁 下頁
費經虞與費密(8)


  這種見解,非常平易,卻是宋以後無人敢道的議論。程頤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那種武斷的論調,在這八百年中,不知害死了多少無辜的男女。費氏把生命,妻子,產業等等,和義理看作同樣重要的東西;教人要把這各種分子合起來看,不可單拿「義理」一種來評判人。這真是平允忠厚的態度。

  他們又說:

  尚論者,生不同時,事不共曆,固宜考詳始終,推量隱曲,安可悉銖兩于聖賢而立論哉?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特此也。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合而易乖者,情也。難決而易動者,疑也。難無而易有者,爭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免而易來者,忌也。難伏而易起者,謗也。難完而易瑕者,名也。難久而易變者,事也。難善而易壞者,政也。難除而易生者,弊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難悔而易遂者,過誤也。難成而易欺者,勳業也。世若此其紛紛難處;甫一行事,操尺寸而議者在其後矣。有不自恐自懼,而深究責,大生愧悔,求以寡過,尚何敢任意苛搜,輕刺往哲哉?(上,十七——十八)

  這一大段中,如「難一而易二者,心也;難平而易忿者,氣也;難通而易執者,意見也」,皆是閱歷有得的名言。宋以來的儒者往往意氣用事,勇於責人,而不自覺其太過。如朱熹之劾奏唐仲友,如元祐後人之誣衊王安石,都是道學史上的絕大污點。費氏最恨那「斤斤焉同乎我者納之,其未同乎我者遂擯而棄之」(上,四四)的不容忍的態度。費氏形容他們:

  不危坐,不徐言,則曰非儒行也;著書不言理欲,則曰非儒學也。二三師儒各立一旨,自以為是;外此,非。絕天下之人,以為不聞道;自命曰真儒。其說始固蔽不通,學者不能盡可其說,辨論亦從此紛起矣。……於是以儒之說為昧難測也,儒之意為執難平也,儒之事為煩難從也,儒之情為難合也,儒之氣象為厲難近也。彼方夷然自遠,此複絕之;不肯鉗然以處人後,二者各欲為名高,交相惡矣。……立于朝廷,兩相危陷,……以憂社稷。下處草野,是非煩辨,損害學案,激使他趨。天下之人婚官喪祭,終身儒行之中,所尊反與儒異,所言反與儒敵,其何尤哉?(上,四四——四五)

  宋以來的理學有幾個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與人生沒大交涉;第三,氣象嚴厲,意氣陵人。費氏父子痛斥這種理學,說他「矜高自大,鄙下實事」。(上,四七)他們要提倡一種平易近人的「中,實」之道:

  蓋聖人立教,十人中五人能知,五人不能知,五人能行,五人不能行,不以為教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這真不愧為實用主義者的態度。

  費氏父子皆有歷史的嗜好,故他們對於古今學派的異同沿革,也用歷史的眼光去觀察他們。他們提出一種「心理區別論」來解釋歷史上學派的異同。他們說: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人生其中,性安得皆同而不少異耶?男女媾精,自化而形。目于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其官甚異;同出一身,不見其異,不聞其同也。學者論道,安得執其同,遂謂無異;執其異,遂謂無同耶?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聖人以狂狷兼三德也。《洪範》傳曰:「又用三德:平康正直,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中行也。沉潛多者狷。高明多者狂。剛柔者,裁之也。……高明而教使柔,沉潛而教使剛,然後才因學以當於用。(上,四九)

  中行,狂,狷,同傳聖人之道;高明,沉潛,不可偏廢。聖人謂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複行;子貢告諸往而知來:高明者歟?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沉潛者歟?子張之學多高明,門人所傳近於狂;子夏之學多沉潛,門人所傳近於狷。師也過,商也不及,聖人進退之;未嘗謂二子遂以過不及終其身也。……高明而學焉,則以高明入於道;沉潛而學焉,則以沉潛入於道。道同而所入異,入異而道亦同(疑當作因)之不同。韓愈所謂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也。(上,五十)

  我們分中行,高明,沉潛三種性質,頗似近世詹姆士(James)說的哲學家有「心硬」「心軟」兩大區別。高明一派,費氏謂近于剛,其實乃是詹姆士所謂「心軟」的一派。沉潛一派,費氏謂近于柔,其實乃是「心硬」的一派。心軟,故富於理想,而易為想像力所誘惑;自趨於高明,而易陷於空虛。心硬,故重視事實,重視效果;雖不廢想像,而步步腳踏實地;然其魄力小者,易墮入拘迂,易陷於支離瑣碎。費氏拿這個區別來說明學術思想史上的派別:

  後世學者,性本沉潛,子夏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為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學者之沉潛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為沉潛之非高明也。

  性本高明,子張氏之儒也;而說變焉,自以為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沉潛,學者之高明者皆從而和〔之〕,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為高明之非沉潛也。

  聖人之道於是乎異矣。群言肴亂,不得聖人折衷之,必折衷古經乃可定也。古經之旨皆教實以致用,無不同也;而其傳亦皆學實以致用。即有異,無損于聖人之道,亦不害其為傳也。(上,五十一)

  以上說的,皆為有人問「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守仁言學異同之辨」而發的。小程子與朱熹屬￿沉潛一路,陸、王屬￿高明一路。費氏此論最為平允,發前人所未發。費氏父子的家學也屬￿沉潛一路,故費密雖受學于孫奇逢,為王學後人,而他攻擊「良知」之說甚猛烈;他只取王守仁恢復古本《大學》一件事而已。費密作《孫征君傳》(《耆獻類征》三百九十七,頁三六——三七),只說:

  其學以澄徹為宗,和易為用;是王守仁,亦不非朱熹。密曰,「先子有言,漢儒注疏邃奧,學者安可不造?」征君則歎以為果然。

  費密所取于孫奇逢,如是而已。費密又自說是子夏七十二傳,是他也自居於沉潛一路。但他屢次自命為中行,自稱為「中傳」,自以為得古經之旨,故對於程、朱、陸、王的玄學方面一律攻擊。然而他的推崇古注疏,他的崇尚事實,都只是他的沉潛的天性的表現。他所攻擊的程、朱,只是程、朱受了高明的傳染的方面,並不是他們的沉潛的方面。我們也可以說他「自以為盡于聖人之道,執其說以非天下之高明,……謂其非合于聖人,不知其為沉潛之非高明也」。

  但費氏父子的沉潛,雖然是個人天性的表現,卻也是「時代精神」的先驅。八百年前,程頤給他的哥哥程顥作《行狀》,曾述程顥的話道: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這是二程當近世哲學開幕時期對於中國當日思想界下的診斷。他們深知當日最大的病根是那「高明」病,是那「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然而自他們以後,以至明末,五百年中,程、朱之學盛行,結果還只是一種「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的玄學。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兩宋時代高明之病太深,病根入骨,不易拔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這個鬼就是玄學鬼。

  二程不睬邵雍、周敦頤的玄學的宇宙論,卻捨不得那主靜主敬的玄學。朱熹提倡格物窮理,卻又去把二程唾棄的先天太極之學重新掘出來,奉為玄學的奇寶。陸、王唾棄先天太極的玄學,卻又添出了「良知」、「心即理」的玄學。陸、王末流的玄學狂熱,更不消說了。高明的病菌彌漫在空氣裡,凡要呼吸的人,多少總得吸一點進去;沉潛的抵抗力強的人,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費密活在程顥之後五百年,他診察五百年的思想界的毛病,仍不能不下「囊風橐霧,可有可無」的診斷。五百年的玄學病,到此已成「強弩之末」;李闖、張獻忠承客氏、魏忠賢之後,屠殺了幾百萬生民,傾覆了明朝的天下,同時也冰冷了五百年的玄學熱。費氏父子一面提倡實事實功,開顏、李學派的先聲;一面尊崇漢儒,提倡古注疏的研究,開清朝二百餘年「漢學」的風氣:他們真不愧為時代精神的先驅者!

  十三,九,十七脫稿

  (原題《記費密的學說》,載1921年10月12日至15日、17日《展報副鐫》。收入本集時作了較大修改,改用現題)


學達書庫(xuoda.com)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