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費經虞與費密(7)

費經虞與費密(7)

　　他們推開了那無用的道，主張那整治國家，實事實功的道。他們說：

　　聖人生平可考，鄉黨所記可征，弟子問答可據。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書》之本行，而聖王之六經四科亂矣。……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沖漠無朕至矣，心無不〔在〕腔子，性無不復，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知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司馬禎坐忘，天臺止觀，同一門庭，則沙門方士之能事耳。何補于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于民生？安能與古經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合哉？（下，十九）

　　拿家國民生作有用無用的標準，雖然頗近於狹義的實用主義，然而當時的虛空無稽的玄談實在需要這樣的一個嚴格的評判標準。費氏指出宋明的理學只是「深山獨處」的自了漢的哲學，但不適用於「城居郭聚，有室有家」的生活。他們的「道」，是要能適用於一切社會階級的：

　　帝王天命統道，為「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佈道之人；師儒，講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農工商賈給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婦絍酒漿，助道之人。朝廷，政所從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膠庠，言道之所；鄉塾，學道之所；六經，載道之書；歷代典章，續道之書；文章辭賦，彰道之書；冠婚喪祭，吉凶儀物，安道之用；軍務邊防，五刑百度，濟道之用。——此聖門所謂道也，非後儒「宗旨」之謂也。（下，二十）

　　這種見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淺近淡薄的，但仔細看來，卻是幾千年無人敢說，無人能說的大見識。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與人生日用發生交涉；凡與人生日用沒交涉的，凡與社會國家的生活沒關係的，都只是自了漢的玄談，都只是哲學家作繭自縛的把戲，算不得「道」。他們說：

　　聖人中正平實，廣大無盡，國家是賴，本配天配地之學。後儒變立新說，化為各自一種囊風橐霧，或可有可無之經。（下，二十）

　　凡經不起這個實用主義的標準的評判的，都只是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天下既治，無異於中材；天下已亂，無救於成敗；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難，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說，高自矜許，誣古人而惑後世。（上，四十五）

　　這叫做可有可無的囊風橐霧！

　　費氏父子的實用主義，簡單說來，只是

　　教實以致用，學實以致用。（上，五十一）

　　十個大字。說得更明白點，只是

　　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五）

　　說的更明白點，只是

　　修之有益於身，言之有益於人，行之有益於事，仕則有益於國，處則有益於家。（上，四十五）

　　在教育方面的應用，只是

　　用元先儒袁桷《國學舊議》，令習實事，如禮樂兵農漕運河工鹽法茶馬刑算，一切國家要務，皆平日細心講求，使胸有有本末定見，異日得施於政。在學十年，選而仕之，使自署其習雲「能某事」，得以課勤其實，悉考為伍貳，祿俸足以養廉，歷練國事；能則遷升，不能則罷去。（上，四十七）

　　在政治方面的應用，只是

　　論政，以身所當者為定，考古斟酌調劑之。仁義禮樂，遵二帝三王為法。至於典制政刑，采之歷代，庶可施行。堯舜三代風氣未開；今所用者，亦政之大端；而世所行，皆漢唐以來累朝講求明備，傳為定章。使天下安寧，不過濟時救弊也已。（中，二十二）

　　上文最後引的一段話，即荀卿「法後王」之意，但費氏父子說的更痛快明白。如雲，「堯舜三代風氣未開」，此是何等見識！費氏父子又舉封建井田為例，說明此意。他們說：

　　欲行郡縣阡陌于先王風尚淳質之世，時有所不可；即欲行封建井田于後王人心大變之日，勢亦有所不能。故封建井田，先王之善政也；郡縣阡陌，後王之善政也。所謂「王道」，不過使群黎樂業，海宇無擾，足矣。（中，二十三）

　　這是歷史的眼光。費經虞曾講《中庸》「議禮，制度，考文」云：

　　定天下之大端在禮。六官，一代之政俱在，名曰《周禮》，則禮廣矣。度與文皆禮中事，別成一條。天子公侯卿大夫庶人悉有定數，不敢逾越，此之謂度。文者，所以如古今因革變通也。議者，合眾論而成一是也。制者，畫為一代章程也。考者，取其適用而不頗僻也。（中，二十六）

　　他們的結論是：

　　立政興事，不泥古，不隨俗；或革，或因，上不病國，下不困民，求合於中。（中，二十四）

　　應用的標準仍是那實用主義的標準，「濟時救弊也已」。

　　（4）費氏議論人的態度

　　費氏父子經過無數痛苦的經驗，深知人情世故，故他們議論人物，往往能持一種忠恕平允的態度。自從宋儒以來，士大夫自居于窮理，其實只是執著一些迂腐的意見；他們拿這些意見來裁量人物，往往不惜割削人的骨肉，勉強湊合他們的死板法式。他們自己迷信「無欲」為理想境界，所以他們上論古人，下論小百姓，也期望他們無私無欲。他們抱著成見，遂不肯細心體諒人們的境地，一律苛刻，吹毛求疵，削足就履。所以自程顥、朱熹以後，學者心眼裡只認得幾個本來沒有的聖人，其餘的都不是完人。

　　殊不知他們的教主孔丘先生當日本是一個很和平圓通的人。孔丘也肯見見南子，也不拒絕陽貨的豬肉，也和他國裡的一班貴族權臣往來問答；他的弟子也有做季氏的家臣的，也有做生意發財的，也有替蒯瞶出死力的。他老人家晚年也曾說過，鄉原是德之賊，而狂狷卻還有可取。他老人家教人要「絕四」，而宋儒卻偏偏忘了「毋固」、「毋我」的教訓！費氏父子對於宋明理學家的這種態度，最不滿意，常常提出抗論。他們說：

　　夫運代不同，猶四時之遞序；而性情互異，若水火之相隔也。……歷代人才不一：或識高而學淺，或學贍而識卑；或文多而浮，或武壯而暴；或剛德而敗事，或激昂以邀名；或謀深而謗騰，或名重而毀至；或始而亡命江湖也，後能立勳鐘鼎；或其初托足匪類也，繼乃望重朝端；或辱身以就奸賊，而曲忍全君；或畏勢覺其難移，而退避免禍；或公忠體國，事欲核實，而諸臣怨之；或招呼同類，朋黨害政，而天下稱之；或為眾所攻而未盡非，或為眾所宗而非無過：或規模弘遠而人議其侈，或守身清介而人譏其固；或剛正之質以溫厚為怯懦，或柔婉之哲以勁直為乖張：——天下原非可一定不移，為衡宜百務精當。……此伊尹不求備於一人，孔子論朱幹玉戚豚肩不掩皆賢大夫也。烏有一生事事無疵，言言中節乎？……宋世曲士陋儒，志浮目狹，未嘗煉達，輒憑枯竹衡量古人；洗沙而數，拔毛而度；未悉之事，閉戶以談；往代之非，意見為刺；削平生之勳德，搜隙罅以為罪。……固薄之論滿世，忠恕之道全乖；使識略高賢遺冤簡冊，飲恨九原：此百世無已之大痛也。（上，11-12）

　　這已是很平允的議論了。他們又說：

　　邵雍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無異也。」故人臣不幸，世治而遭值奸凶，世亂而陷沒盜賊，隱忍污辱，苟全性命，保妻子，以守宗祀，未為盡失。惟相與煽亂為可誅耳。故生命，人所甚惜也；妻子，人所深愛也；產業，人所至要也；功名，人所極慕也；饑寒困辱，人所難忍也；憂患陷厄，人所思避也；義理，人所共尊也。——然惡得專取義理，一切盡舍而不合量之歟？論事必本於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功過不相掩，而得失必互存。不盡律人以聖賢，不專責人以不死。不以難行之事徒侈為美談，不以必用之規定指為不肖。後事之忠鹹足以立身，異時之善皆可以補過。從古從今，救時為急；或可或否，中正為宜。倘堅信宋儒刻隘臆說，恐伊、呂、微、箕生於漢、唐，亦多遺議矣。《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所當盡絕語錄酷深之浮辭，仍守經傳忠恕之定旨。（上，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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