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費經虞與費密(6)

費經虞與費密(6)

　　這就是「道學」、「儒林」分家的話。費密駁他道：

　　聖人之道，惟經存之。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鑿空支蔓，儒無是也。歸有光嘗辟之云：「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教化不復見，賴孔氏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漢儒謂之講經，後世謂之講道。能明于聖人之經，斯道明矣。世之論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有光真不為所惑哉？……即聖門果有性命突起之說，漢、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廢也。……籩俎鼎鉶，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聖人之至仁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不賢也，野也，皆道所在，聖人不廢。七十子與漢、唐諸儒傳遺經而道獲存。不賢焉，野焉，亦可為毛血明水。遂盡削之，其合于聖人之仁否也？

　　這一段的議論最公平。宋儒憑藉漢、唐的經學，加上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參考的材料多了，他們對於古書的瞭解往往有確然超過漢、唐之處。但他們為中興儒教起見，雖得力於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為自尊其說起見，雖得力于漢、唐而不能不壓倒漢、唐。誰知他們的權威太大，終久要引起反宋學的運動，於是清儒雖皆得力于宋學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學。這真是「一報還一報」。我們今日用純粹歷史的眼光看來，只看見古今一線相承，演化不息。漢儒去古未遠，保存得不少的古訓詁，有抱殘守闕之功，而他們的見解實在鄙陋的可笑。

　　魏、晉以後，經過低等民族的擾亂，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個黑暗的中古時代，這也是不可諱的。在這個長期的中古時代裡，儒家實在不曾產出一個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兩個平凡的王通、韓愈來撐持門面。因為中古儒家沒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後來儒者看不起中古時期，而有「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的話頭。但平心看去，魏、晉、六朝的經師確也有繼續不斷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規模的結集，上結八代的經學，下開宋儒的經學。宋儒的理解能力來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經的基礎工具仍然是漢、唐的注疏。

　　不過宋儒生當禪宗大行之後，思想經過大解放，所以理解突過漢、唐諸位學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組織偉大的系統。但這正是學問進化的自然現象，像堆柴一般，後來的應該在上面。費密說漢、唐諸儒不妨等於「毛血明水」這是最公平的話。宋儒排斥漢、唐，然而宋儒實在是毛公、鄭玄、王弼、王肅的嫡派兒孫。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也實在是朱熹、黃震、王應麟的嫡傳子孫（章學誠已能見及此）。所以從歷史上看來，宋學只是一種新漢學，而清代的漢學其實只是一種新宋學！

　　費氏父子說：

　　古經之旨未嘗不傳，學未嘗絕也。（上，三十三）

　　這真是歷史的眼光。不過他們生當宋學的反動時期，不免一筆抹殺宋儒的貢獻，不免過崇漢儒。這也正是費氏父子代表時代精神之處。他們說的「舍經，無所謂聖人之道」，也和顧炎武說的「經學即理學」相同，也代表當日的學術界的一種大趨勢。

　　（3）費氏的實用主義

　　費氏著的書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傳正紀》，而這書所代表的只是他們的新道統論，所以我們述他們的主張時也首先注重這一點。費氏的歷史的道統論既說明了，我們現在可以研究他們用歷史眼光去觀察儒家的學說所得的什麼結論。我們除去細節，只提出兩個方面：一是他們的實用主義，一是他們尚論古人的態度。

　　《新繁志》的《費密傳》曾述費密常對他的兒子說道：「我著書皆身經歷而後筆之，非敢妄言也。」志傳又說他「凡與諸生論經術及古文詩辭，必本之人情事實，不徒高談性命，為無用之學」。他的注重經驗事實，他的注重實用，是他的學說的特別色彩。他們從痛苦的經驗裡出來，深深地感覺宋明理學的空虛無用，所以主張一種實用主義。《新繁志》說費密壯年時（1656）曾在靜明寺和一班和尚學靜坐。坐到半月餘，心始定。他曾自言：

　　始半月視物疑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複有履。久之，心中見紅圈漸大，至肌膚而散，頗覺暢美。一夕，聞城壕鴨聲，與身隔一層，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鴨聲與水流入身中，甚快。乃歎曰，「靜坐，二氏之旨；吾儒實學當不在是」。

　　《弘道書》（下，二十）也說：

　　密壯時嘗習靜坐，先子深加呵禁。後在鄉塾，考定古說，條晰辨論。蓋密事先子多年，艱苦患難閱歷久，見古注疏在後。使曆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知道之源；使觀古注疏而不曆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這兩段都最可注意。宋儒輕視漢、唐古注疏，只為漢、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訓詁的工夫，不談微言大義，所以宋儒嫌他們太淺陋了，笑他們未聞大道。宋儒的理學所以能風行一世，也只為他們承禪宗的影響，居然也能談玄說妙，一洗「儒門淡薄」之風。現在當理學極絢爛之後，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注疏，那是極困難的事；非經過一番大覺悟或大反動之後，那是不會實現的。明末清初的學者，承王學極盛之後，所以能拋棄那玄妙的理學而回到那淡薄的經學，正是因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敗了，閹宦的橫行太可恥了，流寇的禍亂太慘酷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種種的原因構成了一個有力的反動，方才有那樣的大覺悟，方才有那樣的大決心。

　　況且亂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觀消極的路上去。幸而那時正當古學復興的時期，楊慎、焦竑、胡應麟、陳第等人已把門戶打開，歸有光、錢謙益諸人又極力提倡古注疏。（崇禎十二年吳鳳苞新刻《十三經注疏》，錢謙益為作長序。費氏父子屢引此序。）所以費氏父子從患難裡出來，不致於走入靜坐遁世的墮落路上去，卻在古注疏裡尋出古代儒家所謂「道」，本無談玄說妙的話，乃是治國平天下的實事實功。所以費密說，「使曆艱苦患難而不見古注疏，無以見道之源」。一方面，費氏父子若不經過那種痛苦的經驗，也不容易甘心捨棄那神秘的主靜主敬的理學，誠心地來提倡那「淡薄」的儒學。所以他說，「使觀古注疏而不曆艱苦患難，無以見道之實」。

　　費氏父子從痛苦的經驗裡出來，主張實用主義。他們有一個《吾道本旨表》（中，三九），大略如下：

　　（圖）

　　他們又有一個《先王傳道表》（中，二八）：

　　先王傳道

　　三重：（1）議禮，（2）制度，（3）考文。

　　九經：（1）修身，（2）尊賢，（3）親親，（4）敬大臣，（5）體群臣，（6）子庶民，（7）來百工，（8）柔遠人，（9）懷諸侯。

　　五品：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四民：士，農，工，商。

　　他們對於「道」的見解，只是政治的，倫理的，實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裡，成了一部高談性命的根據；而費氏父子在那部書裡只看出那「三重」、「九經」幾個政治的觀念。他們認定「儒貴能治天下」；「三重九經」之說雖極淡薄，卻是一種整治社會國家的途徑，比那性命玄談是實用多多的了。

　　費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談，常說事功為要，言說為下。他們常歎息：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講。（下，二）

　　他們也反對宋儒說「下學」為人事，「上達」為天理的話。他們說：

　　邵雍曰，「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蓋天地以天道生萬物而蕃，聖人以人道濟群生而安。天道遠而難知，論之易生紛惡，故聖人不言。人道實而可見，所以通倫常而錯禮義，故聖人重之。（下，三）

　　這是一種「存疑主義」（Agnosticism）的論調。他們因為要推開那宋儒的玄學，故輕輕地用「天道遠而難知」一句話，把宋儒的宇宙玄學放在存而不論的地位。放開了那遠而難知的，且來研究那實而易見的：這是實用主義者的存疑主義。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義的態度，要使人離開神學與玄學的圈套，來做科學的工夫。費氏父子的存疑主義也只是要大家離開那太極先天的圈子，來做實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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