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費經虞與費密(4)

費經虞與費密(4)

　　費氏父子根本否認這種道統論，故說：

　　道統之說，孔子未言也。不特孔子未言，七十子亦未言，七十子門人亦未言，百餘歲後，孟軻、荀卿諸儒亦未言也。……流傳至南宋，遂私立道統。自道統之說行，於是羲、農以來堯、舜、禹、湯、文、武裁成天地，周萬物而濟天下之道，忽然不屬之君上而屬之儒生，致使後之論道者，草野重於朝廷，空言高於實事（《弘道書》上，一）

　　又說：

　　求聖人道德百之一以自淑，學之修身，可也。取經傳之言而顛倒之，穿鑿之，強謂聖人如此，吾學聖人遂得之如此；自以為古人與一世皆所未知，而獨吾一二人靜坐而得之，以吾之學即至聖人：——是孔子所不居，七十子所未信，孟軻、荀卿諸儒所不敢，後世儼然有之，何其厚誣之甚歟？（上，四）

　　這話何等痛快！

　　他們父子因為要打破宋儒的道統論，故也提出一種他們認為正當的道統論。他們以為最古政教不分，君師合一，政即是道。後來孔子不得位，故君師分為二，故帝王將相傳治統，而師儒弟子傳道脈。但所謂「道」仍是古昔的政教禮制，故「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為要，以言為輔，不可。」（上，四）

　　他主張：

　　上之，道在先王，立典政以為治；其統則歷代帝王因之，公卿將相輔焉。下之，道在聖門，相授受而為脈；其傳則膠序後世師儒弟子守之，前言往行存焉。（上，二）

　　他把這個意思列為「天子統道表」：

　　（圖）

　　這個表，初看去似乎很淺陋。但我們要進一步去尋他的真意義。費氏父子的意思只是要否認那「一二人靜坐而得」的不傳的絕學。他的根據是歷史的：他只說，古往今來的一部中國歷史就是道統史；政治就是道，教育就是道，此外別無所謂道，也別無所謂道統。簡單一句話，事業即是道，事業史即是道統。他們父子說：

　　二帝三王皆以事業為道德，典謨訓誥記錄彰明。戰國分爭，始以攘奪為事業。謂之變，可也。非事業外又有所謂道德。以言無，言天，言心性，言靜，言理為道德，以事業為伯術，則後儒竄雜謬誕而非聖門之舊（上，十）

　　這個意思，他們也列為一表：

　　王道久而漸變遂分表。（下，二八）

　　△儒

　　君臣將相行於通都大郡之中，是皆儒道。

　　開國承家，修己安人，

　　立治興教，弘濟天下。

　　三綱五常，飲食衣服，宮室器用，吉凶儀物，殊途同歸；《詩》、《書》、《禮》、《樂》所載，士農工賈〔所〕遵守：此為吾道，實事，中庸。

　　△二氏

　　山林幽簡之儔行於一室，名曰二氏。

　　老氏

　　其徒靜坐相傳為專養心性。

　　佛氏

　　其徒靜坐相傳為專悟心性。

　　這種見地是很深刻明白的。儒家本是入世的，二氏是出世的：這是大家口頭都會說的區別。但費氏父子提出的區別，說的更痛快。第一，儒家的道是城市生活的事業，二氏是山林幽隱的道；我們不能用山林生活的道來做我們的城市生活的事業。第二，儒家的道的內容是日用的器物制度，是士農工商所遵守的事實用；二氏的道是少數閒人廢物的養心性與悟心性的工夫。我們不能叫士農工商都拋棄了他們的日用事業來做養心明性的工夫。

　　費氏家學所謂「道」，以「實事，中庸」為主。費密曾說：

　　通諸四民之謂中，信諸一己之謂偏。見諸日用常行之謂實，故為性命恍忽之謂虛。（中，三五）

　　他們認定這「通諸四民」「見諸日用常行」的道才是真正儒家的「道」，故他們極注重事功，政治，制度。此意很像荀子說的：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荀子·君道》）

　　但費氏父子的這種主張並非有意因襲前人，乃是從痛苦患難之中體驗出來的結論。費密說：

　　天下之治，群黎樂業，萬物遂其生，皆法制禮義所繼持（持，刻本作特，以意改），君相之功也。……君統于上，文武臣僚奉令守職；自上古至今，無有逾此而可致治者。後儒以靜坐談性辨理為道，一切舊有之「實」皆下之，而聖門大旨盡失矣。密少逢亂離，屢受饑饉，深知朝廷者海宇之主也，公卿者生民之依也；稍有參差，則弱之肉，強之食。此時「心在腔子」，「即物窮理」，「致良知」，有何補於救世？豈古經之旨哉？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先子（經虞）平日論次，密老年益確信不疑也。（上，十五）

　　這一段自敘使我們看出時勢與學說的關係。清代學者所以群趨於「反理學」的運動，也正是因為靜坐致良知等等空談禁不起李自成、張獻忠一班人的試驗。費氏父子從亂離饑饉裡體驗出「道在於政治」的一個道理，故說，「言道而舍帝王將相，何以稱儒說？」

　　費密的兒子費錫璜也能承家學，章學誠引他的《貫道堂文集》，有云：

　　儒貴能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治術為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斥以為粗，而使究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為宮室，小不能為輪轅，尚可以為工乎？（劉刻《章氏遺書》八，頁二十）

　　這確是費氏的家學。他們把儒者看作一種「政治匠」，他的職業是治天下，和木工的治木制器一樣。他們菲薄理論，但用事功作標準，有時未免趨於極端，變成一種狹義的功利主義。這也和《荀子·儒效篇》的狹義的功利主義相同（參看我的《中國哲學史》上，頁三百十一），同為事勢的產兒。

　　以上所述，皆可表示費氏家學的道統論。他們否認宋儒的道統論，他們認定儒術貴在能治天下，不在高談玄理，所以主張

　　欲正道統，非合帝王公卿，以事為要，以言為輔，不可。（宋則議論為主，實事為末。）蓋人士鎮撫四海，提挈綱維；士大夫協恭共濟，政和化洽。澤之渥者，當世蒙其休；法之善者，後世著為令：皆益治保民之大，當遵經據史，序上古及歷代，為統典。……漢、唐以來，治亂不一；睿帝哲王，救民除暴，因時為政，布惠敷恩，宣褒古經，興立學校；使先王之典制不致盡沒，黎庶之塗炭不致久困；一時賴之，數百年享之，追繼三代無疑也。曆世久遠，諸儒皆無異辭。何為至南宋遂敢杜撰私議，而悉謗毀黜削之，謂「秦、漢而下，詔令濟得甚事，皆勢力把持，牽滯過日！」（上，五）

　　這種道統論，認事業即是道德，政治史即是道統，「序上古及歷代為統典」，這是費氏家學的一個主要見解。其說與南宋的陳亮、葉適頗多相同，但陳亮雖大膽，說的尚不能有費氏父子這樣的透徹明白；這大概是因為費氏父子飽嘗了無政治的痛苦，體驗的深切，故主張也更老實透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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