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記李覯的學說(2)

記李覯的學說(2)

　　（7）泉府之制：此即王安石「青苗錢」所本，故我詳引李覯的議論於此。《周禮》本文云：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鄭司農說，「抵，故賈也」。鄭玄說，「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此處當從鄭司農說。因為從原價，不取利，故須保證，不願買者拿去牟利。國服二字亦有兩說：鄭司農說，「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鄭玄說，「以國服為之息，以其于國服事之稅為息也。于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李覯與王安石皆從鄭玄說。李覯說：

　　天之生物而不自用，用之者人。人之有財而不自治，治之者君。《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也。君不理則權在商賈。商賈操市井之權，斷民物之命。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裁其價太半，可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什百，可矣。如此，蚩蚩之氓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則斂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而書，使知其價；而況賒物以備禮，貸本以治生，皆所以紓貧窶而鉗並兼，養民之政，不亦善乎？管仲通輕重而桓公以霸，李悝平糶而魏國富強，耿壽昌築常平而民便之，師古之效也。宜其流風遂及於今。必也，事責其實，官得其人，亦何愧彼哉？（《國用》十一）

　　（8）均役使：《周禮》役民之法甚平均，免役只限于「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李覯說，「君子之于人，裁其勞逸而用之，可不謂義乎？世有仕學之鄉，或舍役者半。農其間者，不亦難乎？而上弗之恤，悖矣。貴者有爵命，服公事者有功勞，誠不可役。然複其身而已。世有一戶皆免之。若是：則老者疾者亦可以闔門不使耶？」（《國用》十五）王安石後來行的「免役錢」，亦是這個道理。宋代「差役」之法，當時人大都知其不便。故雖反對王安石最力的人，如蘇軾、範純仁等，皆反對司馬光推翻此法。

　　李覯不但把一部《周禮》做成一部有系統的政治學說，他還把一部《周易》也做成一部實用的學說。他的《易論》十三篇，「援輔嗣之注以解義，蓋急乎天下國家之用」。（《刪定易圖序論》）第一篇論《易》的為君之道，第二篇論任官，第三篇論為臣之道，第四篇論治身之道及治家之道，第五篇論遇人，第六篇論動而無悔之道，第七篇論應變，第八篇論常與權，第九篇論慎禍福，……

　　他在《易論》第一篇裡說：

　　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則蔔筮之書未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為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羲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辭，輔嗣之賢從而為之注。炳如秋陽，坦如大逵；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

　　他最恨那些「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的《易》學，故他對於當時最風行的劉牧的《易圖》（牧字長民，是范仲淹、孫複的門人，受《易》于範諤昌，范受之于許堅，許受之於種放。）極不滿意。牧有五十五圖，李覯刪存三圖——河圖，洛書，八卦。他保留這三圖，固是不能十分徹底。但他的《刪定易圖序論》確然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議論。其第六篇尤為有精采，今錄其末段：

　　或曰，吾子之言性命，何其異也？

　　曰，吾之言也，折諸聖，宜乎其異矣。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

　　這幾句話不甚明白，須看下文始知他的用意只是要人注意性命的外面的表現——「善」。他不要我們空談那不可捉摸的性命。他下文說：

　　董仲舒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疆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然則本乎天謂之命，在乎人謂之性。非聖人則命不行。非教化則性不成。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為天之所為也。

　　此論極重要。他所說的「命」只是一種「本來應該如此」的道理。但這種命須要有聖人「制民之法，足民之用」，然後可以表現出來，故說「非聖人則命不行」。他所說的「性」只有一塊「可以如此，可以如彼」的質料。但這種質料須要有教育禮法的制裁，然後可為成材。性命都是天然的，但都全靠人力，方能有成，聖人只是那些用人力做到天然的可能性的人，故說「聖人為天之所為」。他下文說：

　　吉凶由人，乃《易》之教也。「黃帝、堯、舜（所謂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若夫釋人事而責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古之龜筮雖質諸神明，必參以行事。南蒯將亂而得黃裳元吉，穆薑棄位而遇元亨利正。德之不稱，知其無益。後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稱運命，矯舉經籍以緣飾邪說，謂存亡得喪一出自然。其聽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于鬼神時曰蔔筮以疑眾，殺」。為人上者，必以「王制」從事，則《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這種完全注重人事的哲學，真是李覯的特色！當時的思想界幾乎全是一個道士的世界。天書的笑柄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陳摶、種放的高徒正在得意的時候。孫複為北方大儒，范仲淹為南方大師，而他們的弟子中乃有劉牧、周敦頤一流的道士！只有江西一派，完全是「非道士派」：歐陽修大膽疑古於前；李覯大膽主張功利，主張人事，比歐陽修更進一步；後來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乃是江西派的具體的表現了！

　　李覯的功利主義和人事主義並不是要反乎自然，其實還是要根據自然。禮制法度都是人為的謀樂利的工具，但不是違背人情的天然趨勢的。人事的制度乃是謀天然的本能的正當發展的唯一法門。禮制若違反人情，就不能存在了。上文說「聖人為天之所為」，即是此意。他很反對當時儒者的反人情論。例如胡瑗作《原禮篇》有云：

　　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囿也，禽之於絏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強而制爾。民之於侈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

　　李覯駁他道：

　　覯不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複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為仇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強而制者，何歟？君與師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強，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為功，師欲以為名，命之日讎敵，不妄也。且製作之意，本不如此。惟禮為能順人情，豈嘗勉強之哉？

　　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為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為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為夫婦之禮；爭則思決，患則待救，然後為君臣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

　　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末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為罪辜，為離散。向之所謂情者，雖積于中，安得複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

　　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為罪辜，為離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於囿，鳥之於絏，魚之於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與胡先生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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