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記李覯的學說

記李覯的學說(1)

　　（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

　　讀《直講李先生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用明成化刊本景印，凡《年譜》一卷，《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共八冊。）

　　李覯是北宋的一個大思想家。他的大膽，他的見識，他的條理，在北宋的學者之中，幾乎沒有一個對手！然而《宋元學案》裡竟不給他立學案，只附在范仲淹的學案內，全祖望本想為他立「盱江學案」，後來不知怎樣，終於把他附在「高平學案」內。這幾百年來，大家竟不知道有李覯這一位大學者了！我從前讀北宋和尚契嵩的文集，見他特別注意李覯的言論，當時我就很想研究他的著作。近來讀他的全集，才知道他是江西學派的一個極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導，是兩宋哲學的一個開山大師。因此，我現在熱心的介紹他給國中研究思想史的人們。

　　（一）事蹟

　　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生於大中祥符二年（1009），死於嘉祐四年（1059），年五十一。

　　十三歲（1021），是年王安石生。

　　二十三歲（1031），作《潛書》十五篇。

　　二十四歲（1032），作《禮論》七篇。

　　二十八歲（1036），作《明堂定製圖》並序、《平土書》。是年入京。

　　二十九歲（1037），往鄱陽謁范仲淹。

　　三十歲（1038），作《廣潛書》十五篇。

　　三十一歲（1039），作《富國強兵安民》三十策。

　　三十三歲（1041），應制科試入京。明年試不第。歸。

　　三十五歲（1043），作《慶曆民言》三十篇，《周禮致太平論》三十篇。是年集《退居類稿》十二卷。在南城主郡學，學者來者數百人。

　　三十七歲（1045），余靖薦先生于朝，略雲，「李覯博學通識，包括古今；潛心著書，研極治亂。江南儒士，共所師法。」

　　三十九歲（1047），作《禮論後語》，《刪定劉牧易圖序》。

　　按《序》雲「嘗作《易論》十三篇」，是《易論》作於此年之前。

　　四十一歲（1049），范仲淹薦於朝，略雲，「李覯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

　　四十二歲（1050），范仲淹再薦於朝，旨授將仕郎，太學助教。

　　四十四歲（1052），范仲淹卒。是年王安石三十一歲。

　　集《皇祐續稿》八卷。刊行《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四十五歲（1053），著《常語》三卷。明年作《常語後序》。

　　四十九歲（1057），國子監奏乞差李覯充太學說書。

　　五十歲（1058），除通州海門主簿，太學說書。

　　五十一歲（1059），權同管勾太學；因胡瑗病，故有是命。是年胡瑗卒；八月，先生亦卒。

　　集後附《門人錄》，可考者三十八人。門人陳次公作墓誌，言門人登錄者千有餘人。此蓋併合太學生徒而言耳。

　　（二）學說

　　李覯是一個實用主義家。他很光明昭著的提倡樂利主義。所以他的《原文》篇說：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熹儒，以此。

　　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矣。

　　因為他注重在功利，故他大膽的提倡霸國與強國。他《寄上範參政書》有云：

　　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今何如？

　　又《常語》上云：

　　或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吾子何為？」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嗚呼，霸者豈易與哉。使齊桓能有終，管仲能不侈，則文王太公何恧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聖人之意也。」

　　又《常語》下云：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侯也。……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人固有父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農者曰行子道，可乎？」

　　這一段駁向來區別王霸的謬論，非常明白痛快。他的結論是：

　　所謂王道，……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

　　這是說：天子安天下，便是王道；諸侯擁護中央政府而安天下，便是霸道。真的區別只是立功的人的地位不同，並不是義與利的分別，也不是純粹與駁雜的區別。

　　因為他注重富國利民，故他有《富國強兵安民》三十策，有《平土書》，有《周禮致太平論》五十一篇。

　　他的《富國策》開端的幾句話可以引來作他的理財論的引子：

　　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蓋城郭宮室非財不完，羞服車馬非財不具，百官群吏非財不養，軍旅征戍非財不給，郊社宗廟非財不事，……諸侯四夷朝覲聘問非財不接．矜寡孤獨凶荒劄瘥非財不恤。禮以是舉，政以是成，愛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賢聖之君，經濟之士，必先富其國焉。

　　這是他的根本主張，也就是王安石新法的根本主張，故最可注意。

　　他的《周禮致太平論》把一部《周禮》的材料，整理出來，分作《內治》，《國用》，《軍衛》，《刑禁》，《官人》，《教道》六類。這樣分類，頗有點像近人做的《周禮政要》一類的書，雖是講《周禮》，其實是談當時的政治。這六類之中，《國用》十六篇最為重要，因為他的許多主張都是和王安石一致的。我們可以說，李覯是熙甯元豐新法的哲學家，他的政治哲學是新法的學理的背景。我且舉他的重要主張如下：

　　（1）國用出入須有定制：「一穀之稅，一錢之賦，給公上者，各有定制。」「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國用》一）

　　（2）天子無私財：「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為家。尺地莫非其田，一民莫非其子。財物之在海內，如在橐中，況于貢賦之入，何彼我之雲哉？曆觀書傳，自《禹貢》以來，未聞天子有私財者，……故雖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受貢獻，備賞賜之職，皆屬大府。屬大府，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職內之入，職歲之出；司書之要貳，司會之鉤考，廢置誅賞之典存焉。」（《國用》二）

　　（3）「人各有事，事各有功」：「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眾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於事；取有利於國家，然後可也。……昔胥臣對晉文公，謂『戚施植鎛，蘧除蒙璆，侏儒扶廬，蒙瞍修聲，聾聵司火』。《王制》：『喑聾跛躄斷者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古者廢疾之人猶有所役。」這個「不作工不配吃飯」的主義原來不是俄國的波雪維克的新發明！（《國用》三。參看七）

　　（4）「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他根據《周禮》（大司徒，遂人）主張「餘夫，致仕者，仕者，賈人，庶人在官者，畜牧者之家皆受田，則是人無不耕；無不耕則力豈有遺哉？一易，再易，萊（萊謂休不耕者），皆頒之。則是地無不稼；無不稼，則利豈有遺哉？自阡陌之制行，兼併之禍起，貧者欲耕而或無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猶作惰遊，況邑居乎？沃壤猶為蕪穢，況瘠土乎？饑饉所以不支，貢賦所以日削。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師丹言宜略為限。不可察也。」（《國用》四。參看七）

　　（5）應調查民財：《周禮》司書「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蓄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政令」（逆謂鉤考）。「恐其群吏濫稅斂萬民，故知此本數，乃鉤考其政令也。」（《國用》八）

　　（6）平准（此即後來王安石所謂「均輸」）：《周禮》有「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及「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二事。他因主張仿桑弘羊的辦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置平准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他的理由是：「地所有而官不用，則物必賤；地所無而反求之，則價必貴，……買賤賣貴，乘人之急，必劫倍蓰之利者，大賈蓄家之幸也。為民父母，奈何不計本末，罔農夫以附商賈？」（《國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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