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2)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2)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彌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資料。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從《禮記》裡抬出來，尊為《四書》之一，推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

　　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而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資料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著一部《一切經音義》，只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著一部子書，也只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裡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只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鑒于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我們不研究古學則已；如要想提倡古學的研究，應該注意這幾點：

　　（1）擴大研究的範圍。

　　（2）注意系統的整理。

　　（3）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

　　（一）怎樣擴大研究的範圍呢？「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故」這個名詞，最為妥當；因為他是一個中立的名詞，不含褒貶的意義。「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例如治經，鄭玄、王肅在歷史上固然占一個位置，王弼、何晏也占一個位置，王安石、朱熹也占一個位置，戴震、惠棟也占一個位置，劉逢祿、康有為也占一個位置。段玉裁曾說：

　　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理義之是非。……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

　　我們可借他論校書的話來總論國學；我們也可以說：整治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備人的義理的是非。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還是專為經學哲學說法。在文學的方面，也有同樣的需要。廟堂的文學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學也應該研究。在歷史的眼光裡，今日民間小兒女唱的歌謠，和《詩》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間流傳的小說，和高文典冊有同等的位置，吳敬梓、曹霑和關漢卿、馬東籬和杜甫、韓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學方面，也應該把「三百篇」還給西周、東周之間的無名詩人，把古樂府還給漢、魏、六朝的無名詩人，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把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他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他們的文學的價值。不認明每一個時代的特殊文學，則多誣古人而多誤今人。

　　近來頗有人注意戲曲和小說了；但他們的注意仍不能脫離古董家的習氣。他們只看得起宋人的小說，而不知道在歷史的眼光裡，一本石印小字的《平妖傳》和一部精刻的殘本《五代史平話》有同樣的價值，正如《道藏》裡極荒謬的道教經典和《尚書》、《周易》有同等的研究價值。

　　總之，我們所謂「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只是要我們大家認清國學是國故學，而國故學包括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歷史是多方面的：單記朝代興亡，固不是歷史；單有一宗一派，也不成歷史。過去種種，上自思想學術之大，下至一個字，一隻山歌之細，都是歷史，都屬國學研究的範圍。

　　（二）怎樣才是「注意系統的整理」呢？學問的進步不單靠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的整理。系統的整理可分三部說：

　　（甲）索引式的整理。不曾整理的材料，沒有條理，不容易檢尋，最能銷磨學者有用的精神才力，最足阻礙學術的進步。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我們須想出法子來解放學者的精力，使他們的精力用在最經濟的方面。例如一部《說文解字》，是最沒有條理系統的；向來的學者差不多全靠記憶的苦工夫，方才能用這部書。但這種苦工夫是最不經濟的；如果有人能把《說文》重新編制一番（部首依筆劃，每部的字也依筆劃），再加上一個檢字的索引（略如《說文通檢》或《說文易檢》），那就可省許多無謂的時間與記憶力了。又如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韻編》，可以省多少精力與時間？清代的學者也有見到這一層的；如章學誠說：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于幾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校讎通義》）

　　當日的學者如朱筠、戴震等，都有這個見解，但這件事不容易做到，直到阮元得勢力的時候，方才集合許多學者，合力做成一部空前的《經籍纂詁》，「展一韻而眾字畢備，檢一字而諸訓皆存，尋一訓而原書可識」（王引之序）；「即字而審其義，依韻而類其字，有本訓，有轉訓，次敘布列，若網在綱」（錢大昕序）。這種書的功用，在於節省學者的功力，使學者不疲于功力之細碎，而省出精力來做更有用的事業。

　　後來這一類的書被科場士子用作夾帶的東西，用作抄竊的工具，所以有許多學者竟以用這種書為可恥的事。這是大錯的。這一類「索引」式的整理，乃是系統的整理的最低而最不可少的一步；沒有這一步的預備，國學止限於少數有天才而又有閒空工夫的少數人；並且這些少數人也要因功力的拖累而減少他們的成績。偌大的事業，應該有許多人分擔去做的，卻落在少數人的肩膀上：這是國學所以不能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國學的系統的整理的第一步要提倡這種「索引」式的整理，把一切大部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人人能用古書，是提倡國學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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