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3)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3)

　　（乙）結帳式的整理。商人開店，到了年底，總要把這一年的賬結算一次，要曉得前一年的盈虧和年底的存貨，然後繼續進行，做明年的生意。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帳的必要。學術上結帳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裡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帳是（1）結束從前的成績，（2）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前者是預備普及的，後者是預備繼長增高的。古代結帳的書，如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如唐、宋的《十三經注疏》，如朱熹的《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等，所以都在後世發生很大的影響，全是這個道理。三百年來，學者都不肯輕易做這種結帳的事業。

　　二千四百多卷的《清經解》，除了極少數之外，都只是一堆「流水」爛帳，沒有條理，沒有系統；人人從「粵若稽古」、「關關雎鳩」說起，人人做的都是雜記式的稿本！怪不得學者看了要「望洋興嘆」了；怪不得國學有淪亡之憂了。我們試看科舉時代投機的書坊肯費整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縮本編目》，便可以明白索引式的整理的需要；我們又看那時代的書坊肯費幾年的工夫來編一部《皇清經解分經匯纂》，便又可以明白結帳式的整理的需要了。

　　現在學問的途徑多了，學者的時間與精力更有經濟的必要了。例如《詩經》，二千年研究的結果，究竟到了什麼田地，很少人說得出的，只因為二千年的《詩經》爛帳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總結算。宋人駁了漢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為回到漢人：至今《詩經》的研究，音韻自音韻，訓詁自訓詁，異文自異文，序說自序說，各不相關連。少年的學者想要研究《詩經》的，伸頭望一望，只看見一屋子的爛賬簿，嚇得吐舌縮不進去，只好歎口氣，「算了罷！」《詩經》在今日所以漸漸無人過問，是少年人的罪過呢？還是《詩經》的專家的罪過呢？我們以為，我們若想少年學者研究《詩經》，我們應該把《詩經》這筆爛帳結算一遍，造成一筆總帳。《詩經》的總帳裡應該包括這四大項：

　　（A）異文的校勘：總結王應麟以來，直到陳喬樅、李富孫等校勘異文的賬。

　　（B）古韻的考究：總結吳棫、朱熹、陳第、顧炎武以來考證古音的賬。

　　（C）訓詁：總結毛公、鄭玄以來直到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二千多年訓詁的賬。

　　（D）見解（序說）：總結《詩序》、《詩辨妄》、《詩集傳》、《偽詩傳》，姚際恒、崔述、龔橙、方玉潤……等二千年猜迷的賬。

　　有了這一本總帳，然後可以使大多數的學子容易踏進「《詩經》研究」之門：這是普及。入門之後，方才可以希望他們之中有些人出來繼續研究那總帳裡未曾解決的懸賬：這是提高。《詩經》如此，一切古書古學都是如此。我們試看前清用全力治經學，而經學的書不能流傳於社會，倒是那幾部用餘力做的《墨子間詁》，《苟子集解》，《莊子集釋》一類結帳式的書流傳最廣。這不可以使我們覺悟結帳式的整理的重要嗎？

　　（丙）專史式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用；結帳式的整理是要使古書人人能讀：這兩項都只是提倡國學的設備。但我們在上文曾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國學的系統的研究，要以此為歸宿。一切國學的研究，無論時代古今，無論問題大小，都要朝著這一個大方向走。只有這個目的可以整統一切材料；只有這個任務可以容納一切努力；只有這種眼光可以破除一切門戶畛域。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中國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語言文字史；（三）經濟史；（四）政治史；（五）國際交通史；（六）思想學術史；（七）宗教史；（八）文藝史；（九）風俗史；（十）制度史。這是一個總系統。歷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歷史家須要有兩種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遠的想像。沒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評判史料的工夫；沒有高遠的想像力，不能構造歷史的系統。況且中國這麼大，歷史這麼長，材料這麼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無他種方法可以達到這個大目的。但我們又覺得，國故的材料太紛繁了，若不先做一番歷史的整理工夫，初學的人實在無從下手，無從入門。後來的材料也無所統屬；材料無所統屬，是國學紛亂煩碎的重要原因。所以我們主張，應該分這幾個步驟：

　　第一，用現在力所能搜集考定的材料，因陋就簡的先做成各種專史，如經濟史，文學史，哲學史，數學史，宗教史，……之類。這是一些大間架，他們的用處只是要使現在和將來的材料有一個附麗的地方。

　　第二，專史之中，自然還可分子目，如經濟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區域；如文學史哲學史可分時代，又可分宗派，又可專治一人；如宗教史可分時代，可專治一教，或一宗派，或一派中的一人。這種子目的研究是學問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治國學的人應該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歷史的方法與眼光擔任一部分的研究。子目的研究是專史修正的唯一源頭，也是通史修正的唯一源頭。

　　（三）怎樣「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呢？

　　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他們說基督教是墨教的緒余，墨家的「鉅子」即是「矩子」，而「矩子」即是十字架！……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例如一個「之」字，古人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懂得西洋文法學上的術語，只須說某種「之」字是內動詞（由是而之焉），某種是介詞（賊夫人之子），某種是指物形容詞（之子於歸），某種是代名詞的第三身用在目的位（愛之能勿勞乎），就都明白分明了。又如封建制度，向來被那方塊頭的分封說欺騙了，所以說來說去，總不明白；現在我們用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和日本的封建制度來比較，就容易明白了。

　　音韻學上，比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廣東音可以考「侵」、「覃」各韻的古音，可以考古代入聲各韻的區別。近時西洋學者如Karlgren，如BaronvonStael-Holstein，用梵文原本來對照漢文譯音的文字，很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古音學上的許多困難問題。不但如此：日本語裡，朝鮮語裡，安南語裡，都保存有中國古音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西藏文自唐朝以來，音讀雖變了，而文字的拼法不曾變，更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中國古音裡有許多奇怪的複輔音呢。制度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也極重要。懂得了西洋的議會制度史，我們更可以瞭解中國禦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我們更能瞭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哲學史上，這種比較的材料已發生很大的助力了。

　　《墨子》裡的《經上、下》諸篇，若沒有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恐怕至今還是幾篇無人能解的奇書。韓非，王莽，王安石，李贄，……一班人，若沒有西洋思想作比較，恐怕至今還是沉冤莫白。看慣了近世國家注重財政的趨勢，自然不覺得李覯、王安石的政治思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會主義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莽、王安石的見解和魄力了。《易·繫辭傳》裡「易者，象也」的理論，得柏拉圖的「法象論」的比較而更明白；荀卿書裡「類不悖，雖久同理」的理論，得亞裡士多德的「類不變論」的參考而更易懂。這都是明顯的例。至於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此外，如宗教的研究，民俗的研究，美術的研究，也都是不能不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的。

　　以上隨便舉的例，只是要說明比較參考的重要。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虛心採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

　　我們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史，研究這三百年的學者的缺陷，知道他們的缺陷都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又返觀現在古學研究的趨勢，明白了世界學者供給我們參考比較的好機會，所以我們對於國學的前途，不但不抱悲觀，並且還抱無窮的樂觀。我們認清了國學前途的黑暗與光明全靠我們努力的方向對不對。因此，我們提出這三個方向來做我們一班同志互相督責勉勵的條件：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十二，一月

　　（原載1923年1月《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又載1923年3月12日至14日（北京大學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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