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許怡蓀傳(2)

許怡蓀傳(2)

　　怡蓀一生真能誠心愛國，處處把「救國」作前提，故凡他認為可以救國的方法，都是好的。如袁政府當時的惡辣政策，怡蓀也不根本否認。他說：「吾人之於政府，固常望其發奮有為，自脫于險，苟有利於吾國吾民者，犯眾難以為之，可也；能如諸葛武侯、克林威爾之公忱自矢，其心跡終可大白於天下，而吾人亦將謳歌之不暇，豈忍議其後乎？若計不出此，徒攬天下之威福以為一姓之尊榮，是則非吾人之所敢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載。錄他寄胡紹庭的信）可見怡蓀當時不滿意于袁政府，不過是為他的目的不在救國而在謀一姓的尊榮。至於嚴厲的政策和手段，他並不根本反對。他說，「總之，政治之事無絕對至善之標準，惟視其時之如何耳」（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過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實行，雲南、貴州的革命接著起來，民國五年帝制取消，不久袁世凱也死了。那時怡蓀對於國事稍有樂觀，來信說：「國事頃因陳（其美）斃于前，袁（世凱）殂於後，氣運已轉，國有生望。蓋陳死則南方暴烈惡徒無所依附，而孫中山之名譽可複。袁滅則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時怡蓀前兩年所推算的段祺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怡蓀來信說：「聞段之為人，悃愊無華，而節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風。倘國人悔禍，能始終信賴其為人，則戡亂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見那時怡蓀還是主張他的「政治中心」論。

　　怡蓀在明治大學於民國五年夏間畢業。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國。那時段內閣已成立，閣員中很有幾個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裡還是黨爭很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蓀回國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樂觀很受了一番打擊，於是他的政治思想遂從第一時代的「政治中心」論變為第二時代的「領袖人才」論。他說，「國事未得大定，無知小人尚未厭亂，而有心君子真能愛國者，甚鮮其人。如今日現狀雖有良法美制，有用無體，何以自行？欲圖根本救濟，莫如結合國中優秀分子，樹為政治社會之中堅。如人正氣日旺，然後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搜集同志，組一學會，專于社會方面樹立基礎，或建言論，或辦學校，務為國家樹人之計」（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

　　他又說：「今日第一大患在於人才太少。然人才本隨時而生，惜無領袖人物能組織團體，鍛煉濯磨，俾其如量發揮；徒令情勢渙散，雖有賢能亦不能轉移風氣。志行薄弱者，又常為風氣所轉移。……是知吾國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領袖人才也審矣。」（六年舊七月十日信）當第三次革命成功時，我在美洲寄信給怡蓀說，「這一次國民進步兩黨的穩健派互相攜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勢看來，新政府裡面大概是進步黨的人居多數。我很盼望國民黨不要上臺，專力組織一個開明強健的在野黨，做政府的監督，使今日的『穩健』不致流為明日的腐敗。」

　　我這種推測完全錯了。倒袁以後，國民黨在內閣裡竟居大多數，進步黨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臺。後來黨見越鬧越激烈，鬧得後來督軍團干預政治，國會解散，黎元洪退職。張勳復辟的戲唱完之後，段祺瑞又上臺。這一次民党勢力完全失敗。怡蓀回想我前一年的話，很希望民黨能組織一個有力的在野黨，監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與高一涵信）。那時怡蓀的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變，從前的「政治中心」論，已漸漸取消，故主張有一種監督政府的在野黨「抵衡其間，以期同入正軌」（六年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

　　但是那時因為國會的問題，南北更決裂，時局更不可收拾。怡蓀所抱的兩種希望，領袖人才和強硬的在野黨，都不能實現。民國六年秋天他屢次寫信給朋友，說天下的事「當大處著眼，小處下子」（六年舊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日與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與我信）。那時安徽的政治，腐敗不堪，後來又有什麼「公益維持會」出現，專做把持選舉的事。我們一班朋友不願意讓他們過太容易的日子，總想至少有一種反對的表示，所以勸怡蓀出來競爭本縣的省議會的選舉。

　　怡蓀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強答應了。他答應的信上說，「民國二年選舉的時候，足下寄手書，謂『中國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頗痛。與其畏難退縮，徒於事後歎息痛恨，何如此時勿計利害，出來奮鬥，反覺得為吾良心所安也」（七年五月三十日信）。這一次的選舉競爭，自然是公益維持會得勝，怡蓀幾乎弄到「拿辦」的罪名，還有他兩個同鄉因為反對公益維持會的手段，被縣知事詳辦在案。但是怡蓀因此也添了許多閱歷。他寫信給我說：「年來大多數的人，無一人不吞聲飲恨，只是有些要顧面子，有些沒有膽子，只得低頭忍耐，不敢鬧翻，卻總希望有人出來反對，……由此看來，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說：「最近以來，頭腦稍清晰的人，皆知政治本身已無解決方法，須求社會事業進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軌道。」（同上）

　　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怡蓀的政治思想第三個時代。這時候，他完全承認政治的改良須從「社會事業」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說「一國改良之事，尤須自上發之」的主張，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個月還有一封長信給我，同我論辦雜誌的事。他說：「辦雜誌本要覷定二三十年後的國民要有什麼思想，於是以少數的議論，去轉移那多數國民的思想。關係如何重要！雖是為二三十年後國民思想的前趨，須要放開眼界，偏重急進的一方面。……政治可以暫避不談，對於社會各種問題，不可不提出討論。」（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這個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社會革命家。可惜他的志願絲毫未能實現，就短命死了！以上述怡蓀政治思想的變遷。

　　怡蓀於民國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許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學校教授國文。肇南在美國臨歸國的時候，問我知道國內有什麼人才，我對他說：「有兩個許少南。」一個就是肇南自己，一個就是怡蓀（怡蓀本名紹南）。後來兩個許少南竟能在一塊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過南京，同他談了兩天，心裡很滿意。誰知這一次的談話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聚會呢？

　　怡蓀是一個最富於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誠懇，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認真，朋友中真不容易尋出第二個。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給我的信有十幾萬字，差不多個個都是楷書，從來不曾寫一個潦草的字。他寫給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此一端已經不是現在的人所能做到。他處處用真誠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來往長久了，沒有一個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處。己西、庚戌兩年我在上海做了許多無意識的事，後來一次大醉，幾乎死了。那時幸有怡蓀極力勸我應留美考試，又幫我籌款做路費。我到美國之後，他給我的第一封信就說：「足下此行，問學之外，必須祓除舊染，砥礪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養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將來涉世，不至為習俗所靡，允為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

　　自此以後，九年之中，幾乎沒有一封信裡沒有規勸我，勉勵我的話。我偶然說了一句可取的話，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詩，他一定寫信來稱讚我，鼓勵我。我這十年的日記劄記，他都替我保存起來。我沒有回國的時候，他曉得我預備博士論文，沒有時間做文章，他就把我的《藏暉室劄記》節抄一部，送給《新青年》發表。我回國以後看見他的小楷抄本，心裡慚愧這種隨手亂寫的劄記如何當得我的朋友費這許多精力來替我抄寫。但他這種鼓勵朋友的熱心，實在能使人感激奮發。我回國以後，他時時有信給我，警告我「莫走錯路」，「舉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舊七月初十日信），勸我「打定主意，認定路走，毋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愛謀生（Emerson）說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當作神聖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變成神聖。」怡蓀待朋友，真能這樣做，他現在雖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響，永永留在他的許多朋友的人格裡，思想裡，精神裡，……將來間接又間接，傳到無窮，怡蓀是不會死的！

　　民國八年六月

　　（原載1919年8月15日《新中國》第1卷第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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