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許怡蓀傳

許怡蓀傳(1)

　　我的朋友許怡蓀死了！他死的時候是中華民國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點半鐘。死的前十幾天，他看見報紙上說我幾個朋友因為新舊思潮的事被政府驅逐出北京大學。他不知那是謠言，一日裡寫了兩封快信給我，勸我們「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此憤慨」（3月5日信）。他又說「無論如何，總望不必憤慨，仍以冷靜的態度處之，……所謂經一回的失敗，長一回的見識」（3月5日第二信）。這就是怡蓀最末一次的信。

　　到了3月17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還說是感冒，竟不曾請醫生診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覺得病不輕，方才用電話告知幾個同鄉。明天他們來時，怡蓀的呼吸已短促，不很能說話。河海工程學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醫院，醫院中人說這是流行的時症轉成肺炎：他的脈息都沒有了，醫生不肯收留。抬回之後，校長許肇南先生請有名的中醫來，也是這樣說，不肯開方。許先生再三求他，他才開了四味藥，藥還沒煎好，怡蓀的氣已絕了！

　　怡蓀是一個最忠厚，最誠懇的好人，不幸死的這樣早！……這樣可慘！我同怡蓀做了十幾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為人，很知道他一生學問思想的變遷進步。我覺得他的一生，處處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模範，因此我把他給朋友的許多書信作材料，寫成這篇傳。

　　怡蓀名棣常，從前號紹南，後來才改做怡蓀。他是安徽績溪十五都磡頭的人。先進績溪仁裡的思誠學堂，畢業之後，和他的同學程幹豐、胡祖烈、程敷模、程幹誠等人同來上海求學。他那幾位同學都進了吳淞復旦公學，只有怡蓀願進中國公學。那時我住在校外，他便和我同居。後來中國公學解散，同學組織中國新公學，怡蓀也在內，和我同住競業旬報館。後來怡蓀轉入復旦公學，不久他的父親死了（庚戌），他是長子，擔負很重，不能不往來照應家事店事，所以他決計暫時不進學校，改作自修工夫，可以自由來往。決計之後，他搬出復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怡蓀回浙江孝豐，他家有店在孝豐，我也去北京應賠款留學官費的考試。我們兩人從此一別，七個足年不曾相見。我到美國以後，怡蓀和我的朋友鄭仲誠同到西湖住白雲庵，關門讀國學舊書，帶著自修一點英文（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

　　明年辛亥，我們的朋友程幹豐（樂亭）病死。怡蓀和他最好，心裡非常悲痛，來信有「日來居則如有所失，出則不知所之，念之心輒惶然而淚下，蓋六載恩情，其反動力自應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年五月怡蓀考進浙江法官養成所，他的意思是想「稍攻國法私法及國際法，期於內政外交可以洞曉；且將來無論如何立身，皆須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學堂辦得很不滿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後，他就不進去了。他來信說，「讀律之舉，去歲曾實行之，今年又複舍去，蓋因校中組織未善，徒襲取東夷皮相；……人品甚雜，籧篨戚施之態，心素惡之，故甚不能側身其間以重違吾之本心也」（民國元年十月三十日信）。

　　那一年怡蓀仍舊在西湖讀書。民國二年他決意到日本留學，四月到東京進明治大學的法科，五月來信說：「……君既去國，樂亭複雲亡。此時孤旅之跡，若迷若惘，蓬轉東西，而終無所棲泊。本擬屏跡幽遐，稍事根底學問，然非性之所近，……恐於將來為己為人，一無所可。……去歲以來，思之重思之，意擬負笈東瀛，一習拯物之學。然因經濟困難，尚未自決。嗣得足下第二手書，慰勉有加，欲使膏肓沉沒，複起為人，吾何幸而得此於足下！……遂於陰曆正月間馳赴苕上，料理一切，期於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

　　他到日本後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匯款不通，他決計回國，臨走時他寫長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說：「自古泯棼之會，滄海橫流，定危扶傾，宜有所托。寄斯任者，必在修學立志之土，今既氣運已成，亂象日著，雖有賢者不能為力。于此之時，若舉國之士盡入漩渦，隨波出沒，則不但國亡無日，亦且萬劫不復矣。在昔東漢之末，黃巾盜起，中原鼎沸，諸葛武侯高臥隆中，心不為動。豈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人而能忘情國家者乎？誠以亂茲方寸於事無益耳。丁此亂離，敢唯足下致意焉。」

　　這封信寄後，因道路不平靜，他竟不能回國。那時東京有一班人發起一個孔教分會，怡蓀也在內。他是一個熱心救國的人，那時眼見國中大亂，心裡總想尋一個根本救國方法；他認定孔教可以救國，又誤認那班孔教會的人都是愛國的志士，故加入他們的團體。他那時對於那班反對孔教會的人，很不滿意，來信有「無奈東京留學界中，大半趨奉異說，習氣已深，難與適道」的話（同上）。這時代的怡蓀完全是一個主張復古的人。他來信有論孔教會議決「群經並重」一段，說「以餘之意，須側重三禮。蓋吾國三代之時，以禮治國，故經國之要盡在三禮。近日東西各國每以法律完備自多，豈知吾國數千年前已有威儀三百，禮儀三千，以禮治國，精審完美，必不讓於今日所謂法治國也。且一般人多主張以孔子為宗教家。既認為宗教，則於方式亦不可不講。冠婚喪祭等事，宜複于古，方為有當耳」（同上）。

　　我回信對於這主張，很不贊成。明年（民國三年）怡蓀寫了一封楷書六千字的長信同我辯論，到了這時候，怡蓀已經看破孔教會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來信有云：「近日之孔教會不脫政黨窠臼，所謂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夢見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會，其猶孔子所謂死不若速朽之為愈也！」（三年四月一日信）怡蓀本來已經搬進孔教會事務所裡，替他們籌成立會和辦「大成節」的慶祝會的事，很熱心的。

　　後來因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來，住辰實館（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這時候仍舊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國，不過他的孔教觀念已經不是陳煥章一流人的孔教觀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長信裡，說他提倡孔教有三條旨趣：「（一）洗髮孔子之真精神，為革新之學說，以正人心；（二）保存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必須昌明孔孟學說，以為保障；（三）吾國古代學說如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皆可並行不背；頌言孔教，正猶振衣者之必提其領耳。」（三年四月十日信）

　　這時候怡蓀所說「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說的「微言大義」。所以他那信裡說：「至於近世，人心陷溺已至於極，泯棼之禍，未知所屆。及今而倡孔教以正人心，使此後若有竊國者興，亦知所戒，則猶可以免於大亂也。」後來袁世凱用了種種卑污手段，想做皇帝。東京的孔教會和籌安會私造了許多假圖章，捏名發電「勸進」。怡蓀的希望從此一齊打破。所以後來來信說：「時局至此，欲涕無從。大力之人，負之狂走，其于正義民意，不稍顧恤。所謂『道德』者，已被輕薄無餘矣！」（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條所說「東亞固有之社會制度」，他的意思是專指家族制度。原信說：「挽近世衰道微，泰西個人功利等學說盛行，外力膨脹，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界，則東亞社會制度中堅之家族制，必為所沖決。此中關係甚巨，國性滅失，終必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頌言孔教，夫豈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

　　怡蓀這種觀念，後來也漸漸改變。最後的兩年，他已從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後來不但不滿意於舊式的家族制，並且對於社會政治的組織也多不滿意。去年來信竟說「所謂社會制度，所謂政治組織，無一不為人類罪惡之源泉，而又無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靜念，神智常為惘惘也」。（七年九月八日信）復古的怡蓀，此時已變成了社會革新家的怡蓀。

　　至於第三條所說「老、荀、管、墨不出孔子範圍」的話，我當時極力同他辯論，後來他稍稍研究諸子學，主張也漸漸改變。我在美國的時候，要用俞樾的《讀公孫龍子》，遂寫信請怡蓀替我尋一部《俞樓雜纂》。他因為買不到單行本子，所以到上野圖書館去替我抄了一部《讀公孫龍子》。我那時正在研究諸子學，作為博士論文。怡蓀屢次來信勸勉我；有一次信上說，「世言東西文明之糅合，將生第三種新文明。足下此舉將為之導線，不特增重祖國，將使世界發現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這種地方不但可以見得怡蓀鼓舞朋友的熱心，並且可以見得他對於儒家與非儒家學說的態度變遷了。

　　以上述怡蓀對於孔教的態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論孔教問題，下半論政治問題。怡蓀的政治思想前後共經過幾種根本的變遷。那封信裡所說可以代表他的基本觀念是「政治中心」的觀念。他說：「以余觀于吾國近數十年來之政局，政治之重點，亦常有所寄。蓋自湘鄉柄政以後，移於合肥。合肥將死，……疏薦項城以代。項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勢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曆世而愈大。……辛亥之際，失其重點，故常震撼不寧，其在民質未良之國，政治中心宜常寄於一部分之人，否則馴至於亂。……再以今日時勢推之，其繼項城而起者，其必為段氏祺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

　　這時代的怡蓀所主張的是一種變相的「獨頭政治」。他說「一國改進之事，不宜以頓，尤須自上發之」。（同上）他那時推測中國的將來，不出三條路子：「若天能挺生俊傑，如華盛頓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國之重，與以悠久歲月，別開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時局而善扶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趨（適按此指政黨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終至以武力解決，……此則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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