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我對於喪禮的改革(2)

我對於喪禮的改革(2)

　　再論我的喪服。我在北京接到凶電的時候，那有仔細思想的心情？故糊糊塗塗的依著習慣做去，把緞子的皮袍脫了，換上布棉袍，布帽，帽上還換了白結子，又買了一雙白鞋。時表上的練子是金的，鍍金的，故留在北京。眼鏡腳也是金的，但是來不及換了，我又不能離開眼鏡，只好戴了走。裡面的棉襖是綢的，但是來不及改做布的，只好穿了走，好在穿在裡面，人看不見！我的馬褂袖上還加了一條黑紗。這都是我臨走的一天，糊糊塗塗的時候，依著習慣做的事。到了路上，我自己回想，很覺慚愧。何以慚愧呢？因為我這時候用的喪服制度，乃是一種沒有道理的大雜湊。白帽結，布袍，布帽，白鞋，是中國從前的舊禮。袖上蒙黑紗是民國元年定的新制。既蒙了黑紗，何必又穿白呢？我為什麼不穿皮袍呢？為什麼不敢穿綢緞呢？為什麼不敢戴金色的東西呢？綢緞的衣服上蒙上黑紗，不仍舊是民國的喪服嗎？金的不用了，難道用了銀的就更「孝」了嗎？

　　我問了幾個「為什麼」，自己竟不能回答。我心裡自然想著孔子「食夫稻，衣夫錦，于汝安乎」的話，但是我又問：我為什麼要聽孔子的話？為什麼我們現在「食稻」（吃飯）心已安了？為什麼「衣錦」便不安呢？仔細想來，我還是脫不了舊風俗的無形的勢力，我還是怕人說話！

　　但是那時我在路上，趕路要緊，也沒有心思去想這些「細事小節」。到家之後，更忙了，便也不曾想到服制上去。喪事裡的喪服，上文已說過了。喪事完了之後，我仍舊是布袍，布帽，白帽結，白棉鞋，袖上蒙了一塊黑紗。穿慣了，我更不覺得這種不中不西半新半舊的喪服有什麼可怪的了。習慣的勢力真可怕！

　　今年4月底，我到上海歡迎杜威先生，過了幾天，便是5月7日的上海國民大會。那一天的天氣非常的熱，諸位大概總還有人記得。我到公共體育場去時，身上穿著布的夾袍，布的夾褲還是絨布裡子的，上面套著線緞的馬褂。我要昕聽上海一班演說家，故擠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體。我脫下馬褂，聽完演說，跟著大隊去遊街，從西門一直走到大東門，走得我一身衣服從裡衣濕透到夾袍子。我回到一家同鄉店家，邀了一位同鄉帶我去買衣服更換，因為我從北京來，不預備久住，故不曾帶得單衣服。習慣的勢力還在，我自然到石路上小衣店裡去尋布衫子，羽紗馬褂，布套褲之類。

　　我們尋來尋去，尋不出合用的衣褲，因為我一身濕汗，急於要換衣服，但是布衣服不曾下水是不能穿的。我們走完一條石路，仍舊是空手。我忽然問我自己道：「我為什麼一定要買布的衣服？因為我有服在身，穿了綢衣，人家要說話。我為什麼怕人家說我的閒話？」我問到這裡，自己不能回答。我打定主意，去買綢衣服，買了一件原當的府綢長衫，一件實地紗馬褂，一雙紗套褲，再借了一身襯衣褲，方才把衣服換了。初換的時候，我心裡還想在袖上蒙上一條黑紗。後來我又想：我為什麼一定要蒙黑紗呢？因為我喪期沒有完。我又想：我為什麼一定要守這三年的服制呢？我既不是孔教徒，又向來不贊成儒家的喪制，為什麼不敢實行短喪呢？我問到這裡，又不能回答了，所以決定主意，實行短喪，袖上就不蒙黑紗了。

　　我從5月7日起，已不穿喪服了。前後共穿了五個月零十幾天的喪服。人家問我行的是什麼禮？我說是古禮。人家又問，那一代的古禮？我說是《易傳》說的太古時代「喪期無數」的古禮。我以為「喪期無數」最為有理。人情各不相同，父母的善惡各不相同，兒子的哀情和敬意也不相同。《檀弓》上說：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這可見人對父母的哀情各不相同，子張、宰我嫌三年之喪太長了，子夏、閔子騫又嫌三年太短了。最好的辦法是「喪期無數」，長的可以幾年，短的可以三月，或三日，或竟無服。不但時期無定，還應該打破古代一定等差的喪服制度。我以為服制不必限於自己的親屬：親屬值得紀念的，不妨為他紀念成服；朋友可以紀念的，也不妨為他穿服；不值得紀念的，無論在幾服之內，盡可不必為他穿服。

　　我的母親是我生平最敬愛的個人，我對他的紀念，自然不止五六個月，何以我一定要實行短喪的制度呢？我的理由不止一端：

　　第一，我覺得三年的喪服在今日沒有保存的理由。顧亭林說，「三代聖王教化之事，其僅存於今日者，惟服制而已」（《日知錄》卷十五）。這話說得真正可憐！現在居喪的人，可以飲酒食肉，可以干政籌邊，可以嫖賭納妾，可以作種種「不孝」的事，卻偏要苦苦保存這三年穿素的「服制」！不能實行三年之「喪」，卻偏要保存三年的「喪服」！這真是孟子說的「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了！

　　第二，真正的紀念父母，方法很多，何必單單保存這三年服制？現行的報制，乃是古喪禮的皮毛，乃是今人裝門面自欺欺人的形式。我因為不願意用這種自欺欺人的服制來做紀念我母親的方法，所以我決意實行短喪。我因為不承認「穿孝」就算「孝」，不承認「孝」是拿來穿在身上的，所以我決意實行短喪。

　　第三，現在的人居父母之喪，自稱為「守制」，寫自己的名字要加上一個小「制」字，請問這種制是誰人定的制？是古人遺傳下來的制呢？還是現在國家法律規定的制呢？民國法律並不曾規定喪期。若說是古代遺制，則從斬衰三年到小功，緦，都是「制」，何以三年之喪單稱為「制」呢？況且古代的遺制到了今日，應該經過一番評判的研究，看那種遺制是否可以存在，不應該因為他是古制就糊糊塗塗的服從他。我因為尊重良心的自由，不願意盲從無意識的古制，故決意實行短喪。

　　第四，現在的服制實際上有許多行不通的地方。若說素色是喪服，現在的風尚喜歡素色衣裳，素色久已不成為喪服的記號了。若說布衣是喪服，綢緞不是喪服，那麼，除了絲織的材料之外，許多外國的有光的織料是否算是布衣？有光的洋貨織料可以穿得，何以本國的絲織物獨不可穿？蠶絲織的綢緞既不能穿，何以羊毛織的呢貨又可以穿得？還有羊皮既可以穿得，何以狐皮便穿不得？銀器既可以戴得，金器和鍍金器何以又戴不得？——諸如此類，可以證明現在的服制全憑社會的習慣隨意亂定，沒有理由可說費沒有標準可尋；顛倒雜亂，一無是處。經濟上的困難且丟開不說，就說這心理上的麻煩不安，也很夠受了。我也曾想採用一種近人情，有道理，有一貫標準的喪服，竟尋不出來，空弄得精神上受無數困難慚愧。因此，我素性主張把服喪的期限縮短，在這短喪期內，無論穿何種織料的衣服，無論布的，綢緞的，呢的，絨的，紗的，只要蒙上黑紗，依民國的新禮制，便算是喪服了。

　　以上記我實行短喪的原委和理由。

　　我把我自己經過的喪禮改革，詳細記了下來，並不是說我所改的都是不錯的，也並不敢勸國內的人都依著我這樣做。我的意思，不過是想表示我個人從一次生平最痛苦的經驗裡面得來的一些見解，一些感想；不過想指點出現在喪禮的種種應改革的地方和將來改革的大概趨勢。我現在且把我對於喪禮的一點普通見解總括寫出來，做一個結論。

　　結論

　　人類社會的進化，大概分兩條路子：一邊是由簡單的變為複雜的，如文字的增添之類；一邊是由繁複的變為簡易的，如禮儀的變簡之類。近來的人，聽得一個「由簡而繁，由渾而畫」的公式，以為進化的秘訣全在於此了。卻不知由簡而繁固然是進化的一種，由繁而簡也是進化的一條大路。即如文字固是逐漸增多，但文法卻逐漸變簡。拿英文和希臘、拉丁文比較，便是文法變簡的進化。漢文也有逐漸變簡的痕跡。古代的代名詞，「吾」、「我」有別，「爾」、「汝」有別，「彼」、「之」有別。現代變為「我」、「你」、「他」，「我們」、「你們」、「他們」，使主次賓次變為一律，使多數單數的變化也歸一律。這不是一大進化嗎？古代的字如馬兩歲叫做「駒」，三歲叫做「駣」，八歲叫做「〈馬八〉」；又馬高六尺為「驕」，七尺為「騋」。這都是很不規則的變化，現在都變簡易了。

　　我舉這幾個例，來證明由繁而簡也是進化。再舉禮儀的變遷，更可以證明這個道理。我們試請一位孔教會的信徒，叫他把一部《儀禮》來實行，他做得到嗎？何以做不到呢？因為古人生活簡單，那些一半祭司一半貴族的士大夫，很可以玩那「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的把戲兒。後來生活複雜了，誰也沒有工夫來幹這揖讓周旋的無謂繁文。因此，自古以來，禮儀一天簡單一天，雖有極頑固的復古家，勢不能恢復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盛世規模。故社會生活變複雜了，是一進化。同時禮儀變簡單了，也是一進化。由我們現在的生活，要想回到茹毛飲血，穴居野處的生活，固是不可能；但是由我們現在簡單禮節，要想回到那揖讓周旋賓主百拜的禮節，也是不可能。

　　懂得這個道理，方才可以談禮俗改良，方才可以談喪禮改良。

　　簡單說來，我對於喪禮問題的意見是：

　　（1）現在的喪禮比古禮簡單多了，這是自然的趨勢，不能說是退化。將來社會的生活更複雜，喪禮應該變得更簡單。

　　（2）現在喪禮的壞處，並不在不行古禮，乃在不曾把古代遺留下來的許多虛偽儀式刪除乾淨。例如不行「寢苫枕塊」的禮，並不是壞處；但自稱「苫塊昏迷」，便是虛偽的壞處。又如古禮，兒子居喪，用種種自己刻苦的儀式，「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以必須用杖。現在的人不行這種野蠻的風俗，本是一大進步，並不是一種壞處；但做「孝子」的仍舊拿著哭喪棒，這便是作偽了。

　　（3）現在的喪禮還有一種大壞處，就是一方面雖然廢去古代的繁重禮節，一方面又添上了許多迷信的，虛偽的，野蠻風俗。例如地獄天堂，輪回果報，等等迷信，在喪禮上便發生了和尚念經超度亡人，棺材頭點「隨身燈」，做法事「破地獄」，「破血盆湖」，……等等迷信的風俗。

　　（4）現在我們講改良喪禮，當從兩方面下子。一方面應該把古喪禮遺下的種種虛偽儀式刪除乾淨，一方面應該把後世加入的種種野蠻迷信的儀式刪除乾淨。這兩方面破壞工夫做到了，方才可以有一種近於人情，適合於現代生活狀況的喪禮。

　　（5）我們若要實行這兩層破壞的工夫，應該用什麼做去取的標準呢？我仔細想來，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一個活動的標準，就是「為什麼」三個字。我們每做一件事，每行一種禮，總得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為什麼要行那種禮？（例如我上面所舉「點主」一件事）能夠每事要尋一個「為什麼」，自然不肯行那些說不出為什麼要行的種種陋俗了。凡事不問為什麼要這樣做，便是無意識的習慣行為。那是下等動物的行為，是可恥的行為！

　　（原載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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