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國語文法概論(9)

國語文法概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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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研究法。

　　比較的研究法是補助歸納法的，歷史的研究法也是補助歸納法的。

　　我且先舉一個例來說明歸納法不用歷史法的危險。我的朋友劉複先生著的一部《中國文法通論》，也有一長段講「文法的研究法」。他說：

　　研究文法，要用歸納法，不能用演繹法。

　　什麼叫做「用歸納法而不用演繹法」呢？譬如人稱代詞（即《文通》的「指名代字」）的第一身（即《文通》的「發語者」）在口語中只有一個「我」字，在文言中卻有我，吾，餘，予，四個字。假設我們要證明這四個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我們先應該知道，代名詞用在文中，共有主格，領格，受格，三種地位（即《文通》的主次，偏次，賓次）；而領格之中又有附加「之」字與不附加「之」字兩種：受格之中又有位置在語詞（Verb）之後和位置在介詞之後兩種。於是我們搜羅了實例，來證明他：

　　A.主格。

　　1. 我非生而知之者。——（《論語》）
　　2. 吾日三省吾身。——（同）
　　3. 餘雖為之執鞭。——（《史記》）
　　4. 予將有遠行。——（《孟子》）

　　B.一，領格，不加「之」字的。

　　1. 可以濯我纓。——（《孟子》）
　　2. 非吾徒也。——（《論語》）
　　3. 既無武守，而又欲易餘罪。——（《左傳》）
　　4. 是予所欲也。——（《孟子》）

　　B.二，領格，附加「之」字的。

　　1.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左傳》）
　　2. 吾之病也。——（韓愈《原毀》）
　　3. 是餘之罪也夫！（《史記》）
　　4. 如助予之歎息。——（歐陽修《秋聲賦》）

　　C.一，受格，在語詞後的。

　　1. 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孟子》）
　　2. 為吾謝蘇君。——（《史記·張儀列傳》）
　　3. 與余通書。——（《史記》）
　　4. 天生德於予。——（《論語》）

　　到這一步，我們才可以得一個總結，說我，吾，餘，予，四個字，用法完全一樣。這一種方法，就叫作歸納法。（《中國文法通論》，頁一七）

　　這一大段，初看起來，很像是很嚴密的方法；細細分析起來，就露出毛病來了。第一個毛病是：這一段用的方法實在是演繹法，不是歸納法；是歸納法的第三步（看本書頁六五九），不是歸納法的全部。劉先生已打定主意「要證明這四個字的用法完全相同」，故他只要尋些實例來證實這個大前提，他既不問「例外」的多少，也不想說明「例外」的原因，也不問舉的例是應該認為「例外」呢，還是應該認為「例」。如C一（2）「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一句，這「吾」字自是很少見的，只可算是那不懂文法的韓退之誤用的「例外」，不能用作「例」。此外如A（1）在《論語》裡確是「例外」，B一（1）與B二（1）都是詩歌，也都是「例外」。若但舉與大前提相符合的來作「例」，不比較「例」與「例外」的多少，又不去解釋何以有「例外」，這便是證明一種「成見」，不是試證一種「假設」了。所以我說他是演繹法，不是歸納法。

　　第二個毛病更大了。劉先生舉的例，上起《論語》，下至韓愈、歐陽修，共占一千五百年的時間！他不問時代的區別，只求合於通則的「例」，這是絕大的錯誤。這一千五百年中間，中國文法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大變遷。即如從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間，文法的變遷已就很明顯了。孔子稱他的弟子為「爾，汝」，孟子便稱「子」了；孔子時代用「斯」，孟子時代便不用了；陽貨稱孔子用「爾」，子夏、曾子相稱亦用「爾，汝」，孟子要人「充無受爾汝之實」，可見那時「爾，汝」已變成輕賤的稱呼了。即如「吾，我」二字，在《論語·檀弓》時代，區別的很嚴：「吾」字用在主格，又用在領格，但決不用在受格；「我」字專用在受格，但有時要特別著重「吾」字，便用「我」字代主格的「吾」字，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如「我非生而知之者」，「我則異於是」，都是可以解釋的「例外」。到了秦、漢以後，疆域擴大了，語言的分子更複雜了，寫定了的文言便不能跟著那隨時轉變的白話變化。白話漸漸把指名代詞的「位次」（Case）的區別除去了，但文字裡仍舊有「吾，我」，「爾，汝」，等字。後人生在沒有這種區別的時代，故不會用這種字，故把這些字隨便亂用。故我們不可說：

　　吾我兩字用法完全相同。

　　我們只可說：

　　吾我兩字在《論語·檀弓》時代的用法是很有區別的；後來這種區別在語言裡漸漸消滅，故在文字裡也往往隨便亂用，就沒有區別了。

　　如此，方才可以懂得這兩個字在文法上的真正位置。餘予二字也應該如此研究。我們若不懂得這四個字的歷史上的區別，便不能明白這四個字所以存在的緣故。古人不全是笨漢，何以第一身的指名代詞用得著四個「用法完全相同」的字呢？

　　這種研究法叫做「歷史的研究法」。

　　為什麼要用歷史的研究法呢？我且說一件故事：清朝康熙皇帝游江南時，有一天，他改了裝，擅自出門遊玩。他走到一條巷口，看見一個小孩子眼望著牆上寫的「此路不通」四個字。皇帝問他道：「你認得這幾個字嗎？」那孩子答道：「第二個是『子路』的路字，第三個是『不亦說乎』的不字，第四個是『天下之通喪』的通字。只有頭一個字我不曾讀過。」皇帝心裡奇怪，便問他讀過什麼書。他說讀過《論語》。皇帝心裡更奇怪了：難道一部《論語》裡沒有一個「此」字嗎？他回到行宮，翻開《論語》細看，果然沒有一個「此」字。皇帝便把隨駕的一班翰林叫來，問他們《論語》裡共有幾個「此」字。他們有的說七八十個，有的說三四十個，有的說二三十個！皇帝大笑。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顧亭林《日知錄》說：

　　《論語》之言「斯」者七十，而不言「此」；《檀弓》之言「斯」者五十有二，而言「此」者一而已。《大學》成于曾氏之門人，而一卷之中言「此」者十九。語言輕重之間，世代之別，從可知矣。

　　其實何止這個「此」字？語言文字是時時變易的，時時演化的。當語言和文字不曾分離時，這種變遷演化的痕跡都記載在文字裡，如《論語·檀弓》與《孟子》的區別，便是一例。後來語言和文字分開，語言仍舊繼續不斷的變化，但文字卻漸漸固定了。故雖然有許多「陳跡」的文法與名詞保存在文字裡，但這種保存，完全是不自然的保存，是「莫名其妙」的保存。古人有而後人沒有的文法區別，雖然勉強保存，究竟不能持久，不久就有人亂用了。我們研究文法，不但要懂得那亂用時代的文法，還應該懂得不亂用時代的文法。有時候，我們又可以看得相反的現象：有時古代沒有分別的，後來倒有分別。這種現象也是應該研究的。故我們若不懂得古代「吾，我」有分別，便不懂得後來這兩個字何以並用；若不懂得後來「吾，我」無分別，便不懂得白話單用一個「我」字的好處；但是若不懂得古代主格與領格同用「吾」字，便不懂得後來白話分出「我」與「我的」的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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