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井田辨(2)

井田辨(2)

　　二　附錄：廖仲愷先生答書

　　適之先生：

　　先生寄給我的信，對於《建設》雜誌，太過恭維，真不敢當。先生能夠早日把《國語的文法》做好寄來，不但使《建設》讀者得受許多益處，並且使國語的文學有個規矩準繩，將來教育上也可得無限便利，這是我們同人所最懇切希望的。

　　先生在百忙中對於胡漢民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內關於井田的觀察，還肯費那麼樣貴重的時間，下那麼樣有價值的批評，可見先生對一個問題不肯苟且的態度，不遺巨細的精神，真是佩服。但是我們對於井田制度的觀察，和先生所見，有些不同。現在先述漢民先生答辯先生的批評，其次再把我對於這問題的私見和先生討論。漢民先生的意見是：

　　（一）井田是不是全照孟子所說，這一點已經在《孟子與社會主義》那篇文章上（《建設》第一號）說「古代井田制度，除了《孟子》再沒有可靠的書。孟子所說，是依據古制，或是參上他自己的理想，我們現在不必打這考據的官司」。但以理想推測，井田制雖不必盡照孟子所說那麼整齊，卻也斷不至由孟子憑空杜撰。土曠人稀的時代，人民以一部落一地方共有田地，不是希奇古怪的事。

　　（二）日本服部宇之吉的《井田私考》也說，「《詩經》的『公田』是屬公家的田，叫人民來佃作的，不必是行助法的『公田』，好像漢代稱天子所有的田做公田一般」。但加藤繁在《支那古田制之研究》駁他說，「《詩經》的『公田』和漢代的『公田』同不同，要慎重考究。如果孟子的時代屬公家的『私田』就叫作『公田』，那就什麼人都不敢將『雨我公田』一句做助法存在的證據，孟子何至提出來在滕國國君前混說。他要是這樣混說，那是三尺童子都會駁他的，滕文公和畢戰怎好採納呢？孟子一點不疑心說出來，滕國君臣也不覺奇怪，這裡就很有意味了。而且那土地公有的古代，人民沒有發生土地的所有權，人君也不曾拿私有財產的樣子『所有』那些田地。

　　天下的田地分配在人民。雖有公地埰地的分別，他的租稅有入公家卿大夫的不同，然而同是人民享有耕種的普通田地，此外並沒有公家當做私有財產所有的田土。我們看《詩經》和《左傳》都未曾發現這樣田土的痕跡。至漢代認做公家私田的公田，大抵是土地公有制度斷爛滅裂，人民各私有其田士，富豪更兼併廣大的地面，乘著個勢子才起的。所以古時指井田一區做公田的話，到此時代，一變為公家的私產的意味」。加藤繁這段話，好像沒有什麼武斷。就如「秦王翦為大將請美田宅甚眾」。又「請善田者五人」。這種舉動，在戰國末期才見。又如「蕭何買民田自汙」。「貢禹被召，賣田百畝以供車馬」。這都是晚周所無的事。

　　（三）孟子以前確是沒有什麼人講究井田制度。但是孟子以前的人談政治的，都只愛說簡單抽象的話，很少具體的說明一件政制的，不能因此就起疑心。

　　（四）《夏小正》有初服于公田的話。這本《夏小正》固然不能就認做夏時的著作，但最近由日本理學博士新城新藏氏研究，說《夏小正》所言天體現象，恰和周初西曆紀元前一千年的觀象相合。那麼這本書或者編篡在西周初年。他所紀的天文農事可以認為周初的事情似乎也可於《詩經》之外作一旁證。

　　（五）井田法雖不可詳考，總是土地私者權未發生的時代，共有共用土地的習慣之整頓方法。那時代土曠人稀，人的事業又不繁，各人有耕作便有生活，經濟的基礎，沒有什麼波瀾。一旦崩壞，多數人的生活就操縱在豪強的手上。馬克思說，「階級競爭之所由起，因為土地共產制崩壞以後，經濟的組織都建在階級對立之上」。意大利的羅利亞（Loria）也說，「歐洲從前經濟階級發生，是在自由土地沒落之後」。中國思想界之大變動，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我於中國古代井田制度，向來沒有十分研究；於歐洲古代封建制度，也沒有用過工夫。但我以為凡豫想有信史以前的各種制度，無論中國外國，都是一件極冒險的事。想免這個危險，第一要緊的是在本國地方上有這制度殘留的痕跡，或有那時代政府的記錄的直接證據；其次在外國同階級時代中有類似制度的旁證；再次有證明反證之不符的反證。對於井田制度，我現在的知識所能及的是：

　　（一）井田制度，就假定他是事實，也因為相隔年代太遠，變遷太多，萬不會有他的痕跡留在今日；就是當時政府的記錄，也不會存下數千年：這是我敢武斷的。但是比較算是當時政府記錄之一種的《春秋》，有「初稅畝」（宣公十六年）一項記事。據《左傳》說，「初稅畝，非禮也。谷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說，「……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榖梁傳》說，「……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古者三百畝為裡，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證以《論語》所載「哀公向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可想見宣公稅畝之後，年荒稅重，百姓棄田不耕，有若所以勸哀公規複徹法的井田制；足民食即所以益稅源，在經濟，社會，財政政策上，都說得通。除此之外，要尋這『徹』字的解釋，就極難了。

　　此外還有《國語·魯語》說，「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于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也是這類。這樣看來，《春秋》「初稅畝」這項記事，可以證明魯國到宣公時「初」壞井田。這個證據若確，那麼井田制度，不能斷他全是孟子的「託名改制」、「戰國時代的烏托邦」了。

　　（二）井田制度，我假定他是上古民族由遊牧移到田園，由公有移到私有，當中一個過渡制度。以社會進化的程序看來，在先生叫所謂「半部落半國家的時代」，這種井田制度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自然會發生的。試考究歐洲古代「均地制度」Agrarian system的沿革，和經濟農政學者對於土地公有私有問題互相聚訟的學說，便曉得中國古代的井田制度似乎不是可以理想否認的事。以我所知的Sir Henry Summer Maine所著Village 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1871和Emile de Laveleye所著Primitive Property都是以他們考查所得各處土地原始的分配狀態的結果，證明土地的均產制是原始時代各民族通有的制度。據Laveleye說，「在所有那些原始社會裡的土地，是民族共同的產業，依期分給各家，所以各人能夠因天然之賜，自食其力」。

　　他所舉的證據很多，其中有一段說，「自由和自由的效果使一族中每個家長平等享有公產不可分的份子，就是日耳曼鄉村主要的權利」。Primitive Property; p.116。又M. Guizot著《歐洲文明史講義》、《法蘭西文明史講義》兩本書，論日耳曼民族侵入羅馬之後，以一種粗陋強健的生命注入羅馬社會的結果，弄到日耳曼和羅馬兩個社會組織一齊破壞，「土地公有」和「產業獨佔」兩種思想，混雜為一，鑄成東羅馬帝國後來給土耳其蹂躪的地方所有的制度。

　　亨利佐治在《進步和貧窮》那書裡《土地私有之歷史的研究》一節內，引了Guizot這議論，接著便說，「當時成立很快傳播很廣的封建制度，就是這兩種思想混一的結果。但是躲在封建制度底下，而且和封建制度並行的，還有以耕田人之共有權做基礎的原始組織，帶著從前的根子復活，而他的蹤跡遺留到全歐。這種原始組織，拿耕地來均分，把非耕地作公用，像古代意大利和撒遜時代的英倫所有的，至今在俄國專制政治農奴制度的底下，在塞爾維亞所受回教壓迫的底下，還能保存。在印度雖是掃除了好些，然而經過多少回的戰爭，幾百年的專制，還沒有完全絕滅」。

　　後來有俄國莫斯科大學教授Vinogradoff所著Villainage in England很詳細的研究英國封建時代之農奴制度和他的來歷。其中有一段說英國在那時代所行的原野耕作制度，Open-field System和附隨的情形，就是指明更古時代實行均地，可以想見原始的均產主義。他的確信是，「諸侯領土沒有設定的地方，沒有成形的時候，這種制度是很流行的，印度和在部落時代的意大利可以作證，……所以這種制度或可適合於領主，然而卻不是領主的佈置」。Ashley教授是不信那種Mark

　　Theory在英國古代土地制度上有實證的。他在那本「歷史的和經濟的研究」講中古均地制度那章裡，批評Vinogradoff的書不精細之點和可疑的地方不少。但是關於原野耕作制度這說，他也不能不說，「我們或可推定英人在部落階級的時代裡，行過原野耕作法」。其他如Seebohm's Triba System in Wales所考Aberffraw領地內土地分配情形，和Wales族均田受地方法，都是很有價值的考據。又據日本同文館出版的「經濟大辭書」內土地制度門類關於Feldgemeinschaft的說明如下，「共同耕作制度有二。於共有地上共同使用收益的本來之共同耕作制度，和拿共有地分期分割，而在期間內所分配的地上行個別的耕作，滿期再行割換的割地制度。由農業史上說，本來之共同耕作制度先起，割地制度稍遲發達。……割地制度之成立，有和前者種種不同的原因。本來之共同耕作制度進步了，就生出個別的現念之發達，和比較的永續性。

　　而其結果，就認一定的期間內，在耕作地上有專屬的使用權，所以生出這割換的制度。又由收稅的關係上，國王自掌全領土的所有權，只許人民於一定期間在地上使用收益；他所以這樣的緣故，有因一國的王征服他國，行他壓制的手段的，也有因要矯正一部落內土地分配不平均的弊端的。各國的慣習，雖不一樣，然而和土地共有制度一齊的占多數。Mir就是俄國裡共同耕作制度之一種，採用割換制度，俄國人叫他做Obschtschtina。南洋爪哇也有一種割地制度，耕地完全是村鄉所有，村民只有使用權，村鄉團體直接對於國王負納稅的義務。……」

　　日本河田嗣郎所著的《土地經濟論》，他的主旨是駁亨利佐治及土地公有一派的學說的，卻是他論土地所有的沿革，也不能不認初民時代有團體共有土地那一個階級。中國行井田制度的時候，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對於土地當然不會發生法律上私權的觀念。人民是不能有地的，卻無不能用地的。地之所出，一方養活人民，一方供給國用，好處就是這裡。中國井田制度和外國均地制度，自然有很多不同之點，但是於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中，要尋出絕對相同的制度，除湊巧之外，是萬不會有的事。不過各個原始的民族裡，有恁些相類似的例，那麼井田制度在中國古代，如先生所謂「半部落半國家」之世，就不能說他是絕對不可能。至於豆腐乾塊不豆腐乾塊，到是不關緊要。Ashley對於各學者所考究的古代均地制度，也像先生對於井田制度那麼懷疑；然而他在批評Seebohm的《威爾斯之部落制度》末尾之附錄上，有I cannot help thinking that the Wales, suggest a certain stereotyping of the division of land at an early date一段尾聲。

　　可見人少地多的原始時代，拿土地來整齊均分，在各民族中不是沒有的。至於封建一層，夏、商的時代怎麼樣我不敢說，到周得國之後，在他絕對的領域內，畫土分疆，封給同姓子弟和異姓功臣，也不是事勢上萬不能整齊。近世在新發現的土地上新興的國家，如美國、澳洲之類，他們所分的行政區域，也差不多是整方塊頭的，幾千年後的論史家，難道也去懷疑？

　　（三）《詩經》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能作無疑的證據的道理。先生未曾說得明白。《豳風·七月》、《信南山》的詩，我的解釋和先生的也有點不同。「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我們以為是農人以勞力自勉以懶惰自警的話，所以有「田畯至喜」，有「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不是「自己無衣無褐，卻偏要盡力為公子裘為公子裳」。充其量，這章詩所能證明的，也不過是當時情形，類似歐洲中古封建時代，人民對於君主有執役的義務，卻不能證井田因此也不存在。《信南山》、《甫田》兩章的「曾孫」，先生解作「田主」，但據《通說》，《詩經》的「曾孫」，通是指成王。

　　《周頌·維天之命》一章，有「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又證以《噫嘻》一章，「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裡，亦服爾耕，十千維耦」，似乎《通說》較有可信。《行葦》章的「曾孫」若是尋常的田主，就不應有敦弓了。或者先生所謂田主是王即國家的古代國有土地之主的意義，那便沒有什麼爭論。至於國家有「千斯倉，萬斯箱」，農夫有「黍稷稻粱」，寡婦有「遺秉滯穗」，便是社會富裕的景象。後來封建制度的弊端漸露，豪強兼併盛行，那些平和景象就沒有了，所以詩人就要作此感歎。這樣說去，似乎較穩。

　　以上拉雜寫出來的意見，請先生指教。以我的淺學，且個人書齋裡，書籍很少，沒有幾本參考，拿這樣大問題來討論，很覺得力量不足，望先生不要見笑。

　　廖仲愷十二月十九日

　　（原載1920年2月《建設》雜誌第2卷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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