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6)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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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上文已舉了音韻學和訓詁學的例，我現在再舉清代校勘學作例。古書被後人抄寫刻印，很難免去錯抄錯刻的弊病。譬如我做了一篇一百字的文章，寫好之後，我自己校看一遍，沒有錯字。這個原稿可叫做「甲」。我的書記重抄一篇，送登《北京大學月刊》。因為「甲」是用草字寫的，抄本「乙」誤認了一個字，遂抄錯了一個字。這篇「乙」稿拿去排印，商務印書館的排工又排錯了一字。這個印本，可叫做「丙」。這三個本子的「可靠性」有如下的比例：

　　「甲」本，100；「乙」本，99；「兩」本，97.02。

　　這一個本子，只經過三手，已比原本減少02.98的可靠性了。何況古代的著作，經過了一兩千年的傳抄翻印，那能保得住沒有錯誤呢。校勘學的發生，只是要救正這種「日讀誤書」的危險。但是這種校勘的工夫，初看似乎很容易，其實真不容易。譬如上文說的「丙」本，只須尋著我的「甲」本，細細校對一遍，就可校正了。但是這種容易的校勘是不常有的。有些古書並沒有原本可用來校對，所有的古本，無論怎樣古，終究是抄本。有時一部書只有一個傳本，並無第二本。校書的人既不可隨意亂改古書，又不可穿鑿附會，勉強解說（說詳本篇第四章），自不能不用精密的方法，正確的證據，方才能使人心服。清代的校勘學所以能使人心服，正為他用的是科學的方法。

　　校勘學的方法可分兩層說。第一是根據，第二是評判，根據是校勘時用來作比較參考的底本。根據大約有五種：

　　（1）根據最古的本子。例如阮元的《論語注疏校勘記》引據的本子是：《漢石經殘字》、《唐石經》、《宋石經》皇侃《義疏》、《高麗本》（據陳鱣《論語古訓》引的）、《十行本》（宋刻的，元明修補的）、《閩本》（明嘉靖時刊）、《非監本》（明萬歷時刊）、《毛本》（明崇禎時刊）共計九種古本。

　　（2）根據古書裡引用本書的文句。例如《群書治要》、《太平御覽》等書引了許多古書，可以用作參考。又如阮元校勘《論語》「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一句，先說：「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這是前一種的根據。阮元又說：「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這是第二種根據。又如《荀子·夭論》，「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這四項是平等的，不當夾一個「則」字。《韓詩外傳》有這一段，沒有「則」字；《群書治要》引的，也沒有「則」字。故王念孫根據這兩書，說「則」字是衍文。

　　（3）根據本書通行的體例。最明顯的例是《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第二個「也」字，初看似乎無意思，故畢沅校《墨子》，便刪了這個字。王念孫後來發現「《墨子》書通以也為他」一條通例，故說這個「也」字也是「他」字：「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這就明白了。他的兒子王引之又用這條通例來校《小取》篇「無也故焉」的「也」字也是「他」字；又「無故也焉」一句也應該改正為「無也故焉」，那「也」字也是「他」字。後來我校《小取》篇，「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兩句，也用這條通例來把第一和第三個「也」字都讀作「他」字。

　　（4）根據古注和古校本。古校本最重要的莫如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古注自漢以來多極了，不能遍舉。我且舉兩個應用的例。《易·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議字實在講不通。《釋文》雲，「陸姚、桓元、荀柔之作儀」。「儀」字作效法解，與「擬」字並列，便講得通了。《繫辭》又有「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我不懂得此處何故單說「吉」，不說「吉凶」。後來我讀孔穎達《正義》說「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方才知道唐初的人還見過有「凶」字的本子，可據此校改。後來我讀《漢書·楚元王傳》，「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又可證我的前說。

　　（5）根據古韻。我引王念孫《讀書雜誌》一段作例：

　　《淮南子·原道訓》，「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盪，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與萬物始終」。案始終當作終始（上文雲，「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公洞為韻。右始為韻（右古讀若「以」，說見《唐韻正》）。若作始終，則失其韻矣。《俶真訓》，「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馳於外方（外方據道藏本；各本作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誇父，妾宓妃，妻織女」。案「宇內」當為「內宇」（內宇猶宇內也，若林中謂之中林，穀中謂之中穀矣）。內字與外方相對為文。宇與野，圄，雨，父，女，為韻（野古讀若「墅」，說見《唐韻正》），若作「宇內」則失其韻矣。

　　《說林》篇，「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案「黍肉」當作「肉黍」。後人以肉與福韻相協，故改為「黍肉」。不知福字古讀若逼，不與肉為韻也。社黍為韻（社古讀若墅。《說文》，社從示，上聲。《甘誓》，「不用命戮於社」，與祖為韻。《郊特牲》，「而君親警社」，與賦，旅，伍，為韻。《左傳》閔二年，成季將生卜辭，「閑於兩社」，與輔為韻。《管子·揆度》篇，「殺其身以釁其社」，與鼓，父，為韻），稷福為韻。若作黍肉，則失其韻矣。

　　以上五項是校勘學的根據。但是這幾種根據都有容易致誤的危險。先說古本。我們所有的「古本」，已不知是經過了多少次口授手寫的抄本了，其中難保沒有錯誤。近人最崇拜宋版的書，其實宋版也有好壞，未必都可用作根據。次說古書轉引本書的文句，也有兩大危險。第一，引書的人未必字字依照原文，往往隨意增減字句。第二，初引或不誤，後來傳抄翻印，難免沒有錯誤。次說本書的通例，也許著書的人偶然變例。次說古注與古校本。古校本往往有許多種不同的，究竟應該從那一個校本。古注本也有被後人妄改了的。例如《老子》二十三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這句本當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看上文第六節）故王弼注雲，「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也。」（此據《永樂大典》本）但今本王注改作「忠信不足於下焉，有不信焉」，這便不成話了。最後說古韻的根據，有時也容易致誤。我且引一條最可注意的例：

　　《易經·剝象傳》：「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又《豐象傳》，「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這兩條的韻很不容易說明。顧炎武作《易音》，竟不懂「用」何以能與「載」「事」為韻。楊賓實說，兩「用」字皆「害」字之誤。盧文弨贊成此說，說：「害在十四泰，載在十九代，事在七志，古韻皆得相通。古害字作﹛人豐口﹜，故易與『用』字相混。」

　　這一說，從表面看去，似乎很圓滿了。後來王念孫駁他道：「凡《易》言君子小人者，其事皆相反。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亦取相反之義，……非謂小人不能害君子也。右肱為人之所用，右肱折則終不可用，……折肱則害及肱矣，何言終不可害乎？今案『用』讀為『以』。《蒼頡》篇，『用，以也』。用與以聲近而義同，故用可讀為以。猶『集』與『就』聲近而義同，故集可讀為就；『戎』與『汝』聲近而義同，故戎可讀為汝也。……《剝象傳》以災，尤，載，用，為韻；《豐象傳》以災，志，事，用，為韻，……于古音並屬『之』部。……若『害』字則從豐聲，豐讀若介，于古音屬『祭』部。……（在諸經中，與害為韻者）凡發，撥，大，達，敗，晰，逝，外，未，說，轄，邁，衛，烈，月，揭，竭，世，艾，歲，等字，皆屬『祭』部。遍考群經《楚辭》，未有與『之』部之災，尤，載，志，事，等字同用者。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是害與災，尤，載，志，事，五字，一屬『祭』部，一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經義述聞》卷二）

　　因為這些根據都容易弄錯，故校勘學不能全靠根據。校勘學的重要工夫在於「評判」。校勘兩字都是法律的名詞，都含有審判的意思：英文「Textual

　　Criticism」譯言「本子的評判」。我們顧名思義，可知校勘學決不單靠本子或他種的根據，可知校勘重在細心的判斷。上文王念孫校一個「用」字，便是評判的工夫。段玉裁有《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一篇，說這個道理最明白：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後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亂其法質，而瞀亂乃至不可理。

　　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

　　《周禮·輪人》：「望而視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迤也。」自《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下迤」。唐賈氏作「不迤」。故《疏》曰：「不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不迤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迤」（「下迤者，謂輻上至轂，兩兩相當，正直不旁迤，故曰下迤也」）其語絕無文理，則非賈文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本有二，「下」者是歟？「不」者是歟？

　　曰，「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牙。輪圜甚，牙皆向下迤邪，非謂輻與轂正直兩兩相當也。經下文，「縣之以視其輻之直」，自謂輻。「規之以視其圜」自謂圜。輪之圜在牙。上文「轂，輻，牙，為三材」，此言輪，輻，轂。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而義理之是非得矣。倘有淺人校《疏》文「下迤」之誤，改為「不迤」，因以疏文之「不迤」，改經文之「下迤」，則賈疏之底本得矣，而于義理乃大乖也。（段氏共引五例今略。……）

　　故校經之法，必以賈還賈，以孔還孔，以陸還陸，以杜還杜，以鄭還鄭，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義理之是非，而後經之底本可定，而後經之義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釋文》之底本，則多誣古人。不斷其立說之是非，則多誤今人。……（《經韻樓集》）

　　我們看了這種校勘學方法論，不能不佩服清代漢學家的科學精神。淺學的人只覺得漢學家斤斤的爭辯一字兩字的校勘，以為「支離破碎」，毫無趣味。其實漢學家的工夫，無論如何瑣碎，卻有一點不瑣碎的元素，就是那一點科學的精神。

　　凡成一種科學的學問，必有一個系統，決不是一些零碎堆砌的知識。音韻學自從顧炎武、江永、戴震、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直到章炳麟、黃侃研究古音的分部，聲音的通轉，不但分析更細密了，並且系統條理也更清楚明白了。訓詁學用文字假借，聲類通轉，文法條例三項作中心，也自成系統。校勘學的頭緒紛繁，很不容易尋出一些通則來。但清代的校勘學卻真有條理系統，做成一種科學。我們試看王念孫《讀《淮南子）雜誌》的《後序》，說他訂正《淮南子》共九百餘條，推求「致誤之由」，可得六十四條通則。這一篇一萬二千字的空前長序（《讀書雜誌》九之二十二）真可算是校勘學的科學方法論。又如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的五，六，七，三卷也提出許多校勘學的通則，也可算是校勘學的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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