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說。此說關於諸子學說之根據，不可以不辨也。此說始見《漢書·藝文志》，蓋本于劉歆《七略》，其說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本十家。原文有「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之語。故但言九流。）

　　此所說諸家所自出，皆屬漢儒附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而後之學者乃奉為師法，以為九流果皆出於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聰明也！夫言諸家之學說，間有近于王官之所守，如陰陽家之近於占候之官，此猶可說也。即謂古者學在官府，非吏無所得師，亦猶可說也。至謂王官為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為出於清廟之守，以法家為出於理官，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跡矣。今試論此說之謬。分四端言之。

　　第一，劉歆以前之論週末諸子學派者，皆無此說也。

　　（甲）《莊子·天下篇》。

　　（乙）《荀子·非十二子篇》。

　　（丙）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丁）《淮南子·要略》。

　　古之論諸子學說者，莫備於此四書。而此四書皆無出於王官之說。《淮南·要略》（自「文王之時，紂為天下」以下）專論諸家學說所自出，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鞍之法興焉。此所論列，雖間有考之未精，然其大旨以為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其說最近理。即此一說，已足推破九流出于王官之陋說矣。

　　第二，九流無出於王官之理也。《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經設教。而論者遂謂儒家為出於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夢見。此所施教，固非彼所謂教也。此其說已不能成立。其最謬者，莫如以墨家為出於清廟之守。夫以「墨」名家，其為創說，更何待言？墨者之學，儀態萬方，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七略》之言曰：

　　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無一語不謬。墨家貴儉，與茅屋采椽何關？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不更儉耶？何不謂墨家為出於洪荒之世乎？養三老五更，尤不足以盡兼愛。墨家兼愛，本之其所謂「天志」。其意欲兼而愛人，兼而利人，與陋儒之養老異矣。選士大射，豈屬清廟之守？其說已為離本。至謂「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則更荒謬矣。墨家愛無差等，何得宗祀嚴父？其上同之說，謂一同天下之義，與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無關係也。墨家非命之說要在使人知禍福由於自召，豐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貴富在天」之說。若「順四時而行」，適成有命之說，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於王官。舉此一家，可例其他。如雲縱橫之術出於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縱橫自是縱橫。一是官守，一為政術，二者豈相為淵源耶？《周禮》嘗有掌皮之官矣。豈可謂今日制革之術為出於此耶？

　　第三，《藝文志》所分九流，乃漢儒陋說，未得諸家派別之實也。古無九流之目。《藝文志》強為之分別，其說多支離無據。如晏子豈可在儒家？管子豈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韓非又安可屬法家？至於《伊尹》、《太公》、《孔甲》、《盤盂》種種偽書，皆一律收錄。其為昏謬，更不待言。其最謬者，莫如論名家。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無不有其為學之方術。此方術即是其「邏輯」。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孔子有《正名》之論，墨子有三表之法，「別墨」有墨辯之書（即今《墨子》書中之《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孫龍有名實之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莊周有《齊物》之篇：皆其「名學」也。古無有無「名學」之家，故「名家」不成為一家之言。

　　惠施、公孫龍，皆墨者也。觀《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辯》（晉人如張湛、魯勝之徒頗知此理。至於惠施主兼愛萬物，公孫龍主偃兵，尤易見），皆其證也。其後學術散失，漢儒固陋，但知掇拾諸家之倫理政治學說，而不明諸家為學之方術，於是凡「苛察繳繞」（司馬談語）之言，概謂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學術之方法淪亡矣。劉歆、班固承其謬說，列名家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顯學，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後世所稱法家如韓非「管子」（管仲本無書。今所傳《管子》，乃偽書耳），皆自屬道家。任法，任術，任勢，以為治，皆「道」也。其他如《呂覽》之類，皆雜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漢人所立「九流」之名之無征，則其九流出于王官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第四，章太炎先生之說，亦不能成立。近人說諸子出於王官者，惟太炎先生為最詳（其說見《諸子學略說》。此篇今不列于《章氏叢書》）。然其言亦頗破碎不完。如引《藝文志》之說而以為「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此如惠施所雲以彈說彈（見《說苑》），不成論證也。其稱老聃為柱下史，為征藏史，以為道家固出於史官；然則孔丘嘗為乘田矣，嘗為委吏矣，豈可遂謂孔氏之學固出於此耶？又雲，「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于史角」。史佚之書，今無所考，其名但見《藝文志》。其書之在墨家，亦猶晏子之在儒家與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學于史角，為諸子出於王官之證，則孔子所師事者尤眾矣。況史佚、史角既非清廟之官，則《藝文志》墨家出於清廟之說亦不能成立。又雲，「其他雖無征驗而大抵出於王官」。然則太炎先生亦知其為無征驗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為僕役焉。故《曲禮》雲，官學事師。學字本或作禦。所謂宦者，謂為其宦寺也（適按此說似未必然。鄭注雲，宦，仕也。《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服虔注雲，宦，學也。謂學仕官之事。其說似近是）。所謂禦者，謂為其僕禦也（適按，原作學，本可通。《正義》謂學習六藝是也。即作禦，亦是六藝之一。古者車戰之世，射禦並重。孔子亦有吾執禦矣之言。未必是僕役之賤職也）。……《說文》雲，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為學？所謂官于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耳。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諸子學略說》）。又曰，「不仕則無所受書」（《訂孔》上）。適按此言古代書冊司於官府，故教育之權柄于王官；非仕無所受書，非吏無所得師。此或實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問題。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諸子之學是否出於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為即令此說而信，亦不足證諸子出於王官。蓋古代之王官，定無學術可言。

　　《周禮》偽書本不足據（無論如何，《周禮》決非周公時之制度）。即以《周禮》所言「十有二教」及「鄉三物」觀之，皆不足以言學術。徒以古代為學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於官府。此如歐洲中世教會柄世政，才秀之士多為祭司神甫，而書籍亦多聚於寺院。以故，其時求學者，皆以祭司為師。故謂教會為握歐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然豈可遂謂近世之學術皆出於教會耶？吾意我國古代，或亦如此。當周室盛時，教育之權或盡操于王官。然其所謂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禮樂射禦之末。其所謂「師儒」，亦如近世「訓導」，「教授」之類耳。其視諸子之學術，正如天地之懸絕。諸子之學，不但決不能出於王官，果使能與王官並世，亦定不為所容而必為所焚燒坑殺耳。

　　此如歐洲教會嘗操中古教育之權，及文藝復興之後，私家學術隆起，而教會以其不利於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卜魯諾（Bruno），乃遭焚殺之慘。其時科學哲學之書多遭焚毀。笛卡兒至自毀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論」。使教會當時竟得行其志，則歐洲今世之學術文化尚有興起之望耶？是故教會之失敗，歐洲學術之大幸也；王官之廢絕，保氏之失守，先秦學術之大幸也。而世之學者乃更拘守劉歆之謬說，謂諸子之學皆出於王官，亦大昧於學術隆替之跡已。

　　太炎先生《國故論衡》之論諸子學，其精闢遠過其《諸子學略說》矣，然終不廢九流出于王官之說（其說又散見他書，如《孝經用夏法說》，《訂孔》上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原學》）。此亦無征驗之言。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大足貽誤後學。夫義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學術之興，由簡而繁，由易而賾，其簡其易，皆屬草創不完之際，非謂其要義已盡具於是也。吾意以為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諸家既群起，乃交相為影響，雖明相攻擊，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擊者之熏化。

　　是故孔子攻「報怨以德」之言，而其言無為之治則老聃之影響也。墨子非儒，而其言曰，「義者，正也。必從上之正下，無從下之正上」。則同於「政者正也」之說矣。又言必稱堯、舜古聖王，則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說，而其言政無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愛，而盛稱禹、稷之行，與不忍人之政，則亦莊生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者耳。荀子非墨，而其論正名，實大受墨者之影響。諸如此類，不可悉數。其間交互影響之跡，宛然可尋，而皆與王官無涉也。故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

　　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興而舊者未踣，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別墨」（別墨之名，始見《莊子·天下》篇），其造詣遠過孔、墨之舊矣。有時一家之言，蔽於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間接之影響，乃更成新學之新基。如莊周之言天地萬物進化之理，本為絕世妙論，惜其「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語），遂淪為任天安命達觀之說（此說流毒中國最深。《莊子》書中如《大宗師》諸篇，皆極有弊）。然荀卿、韓非受其進化論，而救之以人治勝天之說，遂變出世主義而為救時主義，變乘化待盡之說而為戡天之論，變「法先王」之儒家而為「法後王」之儒家、法家。學術之發生興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于先秦諸子興廢沿革之跡，乃可以尋知諸家學說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後可與論其得失之理也。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則成周小吏之聖知，定遠過於孔丘、墨翟，此與謂素王作《春秋》為漢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異耶？

　　民國六年四月草于赫貞江上寓樓

　　（原載1917年10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7號，收入1919年2月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作為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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