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嘗試集》自序(3)

《嘗試集》自序(3)

　　這封信頗使我不心服，因為我主張的文學革命，只是就中國今日文學的現狀立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並沒有關係；有時借鏡於西洋文學史也不過舉出三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產生「國語的文學」的歷史，因為中國今日國語文學的需要很像歐洲當日的情形，我們研究他們的成績，也許使我們減少一點守舊性，增添一點勇氣。覲莊硬派我一個「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來信說：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即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盦、陳伯嚴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之文學，更無吾儕側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話）作詩，則僕期期以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高腔京調，而陶謝李杜之流，將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覲莊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叔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我答叔永信中說：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為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實驗主義」。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只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

　　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

　　一、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二、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

　　三、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何也？時代不同也。

　　四、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盦、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之。

　　……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儻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遊有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嘗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看「嘗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裡只有一點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於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話，
　　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
　　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一方面。

　　這八條，後來成為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討論的益處了。

　　我的《嘗試集》起於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裡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很覺得奇怪。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我在美洲做的《嘗試集》，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裡面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

　　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著詩料隨時變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著這個目的做去。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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