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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集》自序(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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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三年以來做的白話詩若干首,分做兩集,總名為《嘗試集》。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我的朋友錢玄同曾替《嘗試集》做了一篇長序,把應該用白話做文章的道理說得很痛快透切。我現在自己作序,只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產生的歷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于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內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心裡總覺得律詩難做。後來偶然做了一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我初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後來我因為要學時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讀杜詩,只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討厭《秋興》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只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前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于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我近來在一本舊筆記裡(名《自勝生隨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錄《麓堂詩話》) 東坡雲,「詩須有為而作」。元遺山雲,「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錄《南濠詩話》) 這兩條都有密圈,也可見我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 民國前二年,我往美國留學。初去的兩年,作詩不過兩三首,民國成立後,任叔永(鴻雋)、楊杏佛(銓)同來綺色佳(Ithaca),有了做詩的伴當了。集中《文學篇》所說: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都是實在情形。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去國集》裡的《耶穌誕節歌》和《久雪後大風作歌》都帶有試驗意味。後來做《自殺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試驗的態度更顯明了。《藏暉室劄記》第三冊有跋《自殺篇》一段,說: ……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求一撲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貴推(Goethe)與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全篇為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民國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 (七月八日) 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文中列舉方法幾條,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文字也」。(《劄記》第九冊)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為自己要到紐約進哥侖比亞大學,梅覲莊(光迪)要到康橋進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覲莊。詩中有一段說: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棰,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裡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來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覲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辯論。他說: ……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逼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我的答書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書一段如下: 適以為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滌除「文勝」之弊入手。今人之詩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耳。其中實無物可言。其病根在於重形式而去精神,在於以文勝質。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二,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覲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別,亦不盡當。即如白香山詩,「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諸例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適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覲莊所謂「文之文字」。……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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