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談新詩(5)

談新詩(5)

　　有一個人在北京《晨報》裡投稿，說傅君最後的十六個字是詩不是文。後來《新潮》五號裡傅君有一首《前倨後恭》的詩，一首很長的詩。我看了說，這是文，不是詩。

　　何以前面的文是詩，後面的詩反是文呢？因為前面那十六個字是具體的寫法，後面的長詩是抽象的題目用抽象的寫法。我且抄那詩中的一段，就可明白了：

　　倨也不由他，恭也不由他！
　　你還赧他。
　　向你倨，你也不削一塊肉；向你恭，你也不長一塊肉。
　　況且終竟他要向你變的，理他呢！

　　這種抽象的議論是不會成為好詩的。

　　再舉一個例。《新青年》六卷四號裡面沈尹默君的兩首詩。一首是《赤裸裸》：

　　人到世間來，本來是赤裸裸，
　　本來沒污濁，卻被衣服重重的裹著，這是為什麼？
　　難道清白的身不好見人嗎？那污濁的，裹著衣服，就算免了恥辱嗎？

　　他本想用具體的比喻來攻擊那些作偽的禮教，不料結果還是一篇抽象的議論，故不成為好詩。還有一首《生機》：

　　刮了兩日風，又下幾陣雪。
　　山桃雖是開著，卻凍壞了夾竹桃的葉。
　　地上的嫩紅芽，更僵了發不出。
　　人人說天氣這般冷，
　　草木的生機恐怕都被摧折；
　　誰知道那路旁的細柳條，
　　他們暗地裡卻一齊換了顏色！

　　這種樂觀，是一個很抽象的題目，他卻用最具體的寫法，故是一首好詩。

　　我們徽州俗話說人自己稱讚自己的是「戲臺裡喝采」。我這篇談新詩裡常引我自己的詩做例，也不知犯了多少次「戲臺裡喝采」的毛病。現在且再犯一次，舉我的《老鴉》做一個「抽象的題目用具體的寫法」的例罷：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
　　人家討嫌我，
　　說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

　　民國八年十月

　　（原載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雙十節紀念專號」，又收入1920年新詩社編輯、出版的《新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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