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答朱經農

答朱經農

　　一原書

　　適之足下：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已收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所主張甚是；比之從前的「八不主義」及文規四條，更周密，更完備了。周作人君所譯之《皇帝之公園》，弟極喜歡。何不寄一本到清宮裡給滿洲皇族讀讀？《老洛伯》詩平平而已。譯詩本不容易。弟既不能自譯，就不敢妄評他人譯作，內容姑置不論罷。報中通信一門所論，大半是「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弟非文學專家，又于白話文章缺少實驗，本不應插口亂說；只因這塊「文字革命」的招牌底下，所賣的貨色種類不一，所以我們作「顧客」的也當選擇選擇那樣是可用的，那樣是不可用的。今請分述於下：

　　現在講文字革命的大約可分四種：（第一種）是「改良文言」，並不「廢止文言」；（第二種）「廢止文言」，而「改良白話」；（第三種）「保存白話」，而以羅馬文拼音代漢字：（第四種）是把「文言」、「白話」一概廢了，採用羅馬文字作為國語（這是鐘文鼇先生的主張）。

　　這第四種弟是極端反對，因為羅馬文字並不比漢文簡易，並不比漢文好。凡羅馬文字達得出的意思，漢文都達得出來。「舍己之田以耘人之田」，似可不必。拉丁文是「死文字」，不用說了。請看法文一個「有」字便有六十種變化（比孫行者七十二變少不多了），「命令格」等等尚不在內。同一形容詞，有的放在名詞前面，有的又在後面，忽陰忽陽，一弄就錯。一枝鉛筆為什麼要屬陽類？一枝水筆為什麼要屬陰類？全無道理可說。西班牙文之繁複艱難，亦複類此。弟試了一試，真是「望洋興嘆」；上學期考試一過，就把法文教科書高高的放在書架頂上，不敢再問，連Ph.D.的夢想也隨之消滅。

　　意大利文我沒有見過，不敢亂說；只是同為拉丁文支派，想必也差不多的。就是英文，我也算讀了好幾年，動起筆來仍是不大自然，並不是我一人如此。雖說各人天分有高低，恐怕真正寫得好的也不甚多。試問今日如果把漢文廢了，要通國的人民都把娘肚子裡帶來的聲調腔口全然拋卻，去學那ABCD，可以做得到嗎？即就歐洲而論，英、法、德、意、西、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強同，至今無法統一。德國人尚不能採用法文，英國人尚不能採用俄語，何以中國人卻要廢了漢文，去學羅馬文字呢？此外可討論的地方尚多，想兄等皆極明白，不用我費話，且把這第四種放開一邊，再來說第三種。

　　廢去漢字，採用羅馬拼法，一切白話皆以羅馬字書之，也是做不到的。請教「詩」，「絲」，「思」，「私」，「司」，「師」，這幾個字，用羅馬字寫起來有何分別？如果另造新名代替同音之字，其弊亦與第四拼字主張相等，因為不自然，不易記，並且同音之字太多，造新名亦不容易。據我的意思，還是學日本人的辦法，把拼音寫在字旁邊，以作讀音準標，似乎容易些。

　　至於第一第二兩種，應當相提並論。不講文字革命則已；若講文字革命，必於二者擇一。二者不同之點，就是文言存廢問題。有人說，文言是千百年前古人所作，而今已成為「死文字」；白話是現在活人用品，所以寫出活潑潑的生氣滿紙。文言既系「死」的，就應當廢。弟以為文字的死活，不是如此分法。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長生不死」的；而用「白話做的書，未必皆有價值有生命」，足下已經說過，不用我重加引申了。平心而論，曹雪芹的《紅樓夢》，施耐庵的《水滸》，固是「活文學」；左丘明的《春秋傳》，司馬遷的《史記》，未必就「死」了。我讀《項羽本紀》中的樊噲，何嘗不與《水滸》中的武松、魯智深、李逵一樣有精神呢？（其餘寫漢高祖，寫荊軻、豫讓、聶政等，亦皆活靈活現。）就是足下所譯的《老洛伯》詩，「羊兒在欄，牛兒在家，靜悄悄的黑夜」，比起《詩經》裡的「雞棲於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等，其趣味也差不多。所以我說文言有死有活，不宜全行抹殺。

　　我的意思，並不是反對以白話作文，不過「文學的國語」，對於「文言」、「白話」，應該並采兼收而不偏廢。其重要之點，即「文學的國語」並非「白話」，亦非「文言」，須吸收文字之精華，棄卻白話的糟柏，另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活文學」。（第一）是要把作者的意思完完全全的描寫出來；（第二）要使讀文字的人能把作者的意思容容易易透透徹徹的領會過去；（第三）是把當時的情景（述事），或正確的理由（論理），活靈活現實實在在的放在讀者的面前（這三層或有些重複。信筆寫去，不及修飾，望會其意，而棄其文）。有些地方用文言，便當就用文言：有些地方用白話痛快，就用白話。

　　我見《新青年》所載陳獨秀、錢玄同諸君的大作，也是半文半俗，「文言」、「白話」，夾雜並用；而足下所引《木蘭辭》、《兵車行》，陶淵明的詩，李後主的詞，也是如此，並非完全白話。我所以大膽說一句：「主張專用文言而排斥白話，或主張專用白話而棄絕文言，都是一偏之見。」我知道足下聽了很不高興，但是我心裡如此想，嘴裡就不能不如此說。我不會說假話以取悅于老哥，尚望原諒原諒。

　　我現在有的地方非常頑固。看見有幾位先生要把法文或其他羅馬文字代漢文，心裡萬分難過，故又在足下面前多嘴。我知足下必說，「你自己法文不好，就反對法文，和那些不懂漢文的人要廢漢文一樣荒謬」。這句話是不合名學的。古人說，「君子不以人廢言」；又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若說錢玄同的主張必然不錯，就犯了Argumentumad
hominern的語病；若說老朱的話一定不對，就犯了lgnoratio elenchi的語病了。我正在這裡反對用外國語代漢文，自己忽然寫了兩個外國字進去，足下必然笑我。須知廢止漢文，與引用外國術語是兩件事體。英文裡面可引用日本語「Kimono」（著物），因為「著物」非英、美所固有；漢文裡頭也未嘗不可引用一二「名學術語」，因為「國語」尚未完全造成，譯語尚無一定標準，恐所譯不達原意，故存其真耳。

　　今天我沒有功夫多寫信了。還有一句簡單的話，就是「白話詩」應該立幾條規則。我們學過Rhteoric，都知道「詩」與「文」之別，用不著我詳加說明。總之，足下的「白話詩」是很好的，念起來有音，有韻，也有神味，也有新意思，我決不敢妄加反對。不過《新青年》中所登他人的「白話詩」，就有些看不下去了。須知足下未發明「白話詩」以前，曾學杜詩（在上海做「落日下山無」的時代），後來又得力于蘇東坡、陸放翁諸人的詩集，並且宋詞元曲，融會貫通，又讀了許多西人的詩歌，現在自成一派；好像小叫天唱戲，隨意變更舊調，總是不脫板眼的。別人學他，每每弄得不堪入耳。所以我說，要想「白話詩」發達，規律是不可不有的。此不特漢文為然，西文何嘗不是一樣？如果詩無規律，不如把詩廢了，專做「白話文」的為是。

　　要說的話很多，將來再談罷。

　　朱經農白六月五日寄於美國

　　二答書

　　經農足下：

　　在美國的朋友久不和我打筆墨官司了。我疑心你們以為適之已得了不可救藥的證候，盡可不用枉費醫藥了。不料今天居然接到你這封信，不但討論的是「文學革命」，並且用的白話文體。我的親愛的經農，你真是「不我遐棄」的了！

　　來信反對第四種文字革命（把文言白話都廢了，採用羅馬字母的文字作為國語）的話，極有道理，我沒有什麼駁回的話。且讓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來回答罷。

　　第三種文字革命（保存白話，用拼音代漢字），是將來總該辦到的。此時決不能做到。但此種主張，根本上盡可成立（趙元任君曾在前年《留美學生月報》上詳細討論，為近人說此事最精密的討論）。即如來信所說詩，絲，思，司，私，師，等字，在白話裡，都不成問題。為什麼呢？因為白話裡這些字差不多都成了複音字，如「蠶絲」，「思想」，「思量」，「司理」，「職司」，「自私」，「私下裡」，「私通」，「師傅」，「老師」，翻成拼音字，有何妨礙？又如「詩」字，雖是單音字，卻因上下字的陪襯，也不致誤聽。例如說，「你近來做詩嗎？」「我寫一首詩給你看」，這幾句話裡的「做詩」，「一首詩」，也不致聽錯的。平常人往往把語言中的字看作一個一個獨立的東西。其實這是大錯的。言語全是上下文的（Contextural），即如英文的Rite，Right，Write三個同音字，從來不會聽錯，也只是因為這個原故。

　　來書論第一二種文字革命（改良文言與改用白話）的話，你以為我「聽了很不高興」，其實我並沒有不高興的理由。你這篇議論，宗旨已和我根本相同，但略有幾個誤解的論點，不能不辯個明白：

　　（第一）來書說，「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長生不死的」，你所說的「死」，和我所說的「死」，不是一件事。我也承認《左傳》、《史記》在文學史上，有「長生不死」的位置。但這種文學是少數懂得文言的人的私有物，對於一般通俗社會便同「死」的一樣。我說《左傳》、《史記》是「死」的與人說希臘文拉丁文是「死」的是同一個意思。你說《左傳》、《史記》是「長生不死」的，與希臘學者和拉丁學者說Euripides和Virgil的文學是「長生不死」的是同一個意思。《左傳》、《史記》在「文言的文學」裡，是活的；在「國語的文學」裡，便是死的了。這個分別，你說對不對？

　　（第二）來書所主張的「文學的國語」，「並非白話，亦非文言，須吸收文言（原文作『文字』，疑是筆誤）之精華，棄卻白話的糟粕，另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活文學」。這是很含糊的話。什麼叫做「文言之精華」？什麼叫做「白話的糟粕」？這兩個名詞含混得很，恐怕老兄自己也難下一個確當的界說。我自己的主張可用簡單的話說明如下：

　　我所主張的「文學的國語」，即是中國今日比較的最普通的白話。這種國語的語法文法，全用白話的語法文法。但隨時隨地不妨採用文言裡兩音以上的字。

　　這種規定，白話的文法，白話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變為白話的文字，可不比「精華」、「糟粕」……等等字樣明白得多了嗎？至於來書說的「雅俗共賞」四個字，也是含糊的字。什麼叫做「雅」？什麼叫做「俗」？《水滸》說，「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請問這是雅是俗？《列子》說，「設令發于餘竅，子亦將承之。」這一句字字皆古，請問是雅是俗？若把雅俗兩字作人類的階級解，說「我們」是雅，「他們」小百姓是俗，那麼說來，只有白話的文學是「雅俗共賞」的，文言的文學只可供「雅人」的賞玩，決不配給「他們」領會的。

　　來書末段論白話詩，未免有點偏見。老兄初次讀我的「兩個黃蝴蝶」的時候，也說「有些看不下去」。如今看慣了，故覺得我的白話詩「是很好的」。老兄若多讀別人的白話詩，自然也會看出他們的好處。就如《新青年》四卷一號所登沈尹默先生的《霜風呼呼的吹著》一首，幾百年來，那有這種好詩！老兄一筆抹煞，未免太不公了。

　　來書又說，「白話詩應該立幾條規則」。這是我們極不贊成的。即以中國文言詩而論，除了「近體」詩之外，何嘗有什麼規則？即以「近體」詩而論，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的律詩，又何嘗處處依著規則去做？我們做白話詩的大宗旨，在於提倡「詩體的解放」。有什麼材料，做什麼詩；有什麼話，說什麼話；把從前一切束縛詩神的自由的枷鎖鐐銬，攏統推翻：這便是「詩體的解放」。因為如此，故我們極不贊成詩的規則。還有一層，凡文的規則和詩的規則，都是那些做「古文筆法」、「文章軌範」、「詩學入門」、「學詩初步」的人所定的。從沒有一個文學家自己定下做詩做文的規則。我們做的白話詩，現在不過在嘗試的時代，我們自己也還不知什麼叫做白話詩的規則。且讓後來做「白話詩入門」、「白話詩軌範」的人去規定白話詩的規則罷！

　　民國七年七月十四日胡適

　　（原載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號原題《新文學問題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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