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答任叔永

答任叔永

　　一原書

　　適之足下：

　　讀《新青年》第四號中足下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為贊成。記去年曾向足下說過，改良文字非空言可以收效，必須有幾種文學上的產品，與世人看看。果然有了真正價值，怕他們不望風景從麼？但是創造的文學，一時做不來，自然以翻譯西方文學上的產品為第一步。此層屢向此邦學文學諸人提及。無奈他們皆忙自己的功課，不肯去做。足下現在既發大願，要就幾年之內，譯幾百部文學書，那就越發好了。

　　讀《新青年》中廣告，知「易蔔生號」專載A doll's House一劇。此劇就意思言，固足以代表易卜生的「個人主義」，與針砭西方社會的惡習。就構造言，尚嫌其太緊湊了一點。足下若曾看過此劇，便知其各節緊連而下，把個主人翁Nora忙得要死，觀者也屏氣不息。

　　昨日經農把致足下的書與我看了再行發出。我看了過後，覺得也有幾句話要向足下說說。足下說，「白話可做活文字，也可做死文字；文話只能做死文字，不能做活文字」。此層經農已舉左丘明的《春秋傳》，太史公的《史記》來辯難了。我想，要替文話覓辯護人，可借重的，尚不止左、史兩位。即以詩論，足下說，「《木蘭行》，《孔雀東南飛》，杜工部之《兵車行》，《石壕村》，以及陶淵明、白居易的詩是好詩，因為他們是用白話做的，或近於白話的」。今姑勿論上舉各篇各作者不必盡是白話。就有唐一代而言，足下要承認白香山是詩人，大約也不能不承認杜工部是詩人。

　　要承認杜工部的《兵車行》、《石壕村》是好詩，大約也不能不承認《諸將懷古》、《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是好詩。但此等詩不但是文話，而且是律體。可見用白話可做好詩，文話又何嘗不可做好詩呢？不過要看其人生來有幾分「詩心」沒有罷了。再講韓昌黎的《南山詩》，足下說他是死文字。比起《木蘭行》、《石壕村》等來，《南山詩》自然是死的。但是我想南山這個題，原在形容景物，與他種述事言情的詩不同。《南山詩》共用五十二個「或若」，把南山的形狀刻畫盡致。在文學上自算一種能品。要用白話去做，未見做得出。豈可因其不是白話，反輕看他呢？以上各種說法，並非與白話作仇敵，也非與文話作忠臣，不過據我一個人的鄙見，以為現在講改良文學：第一，當在實質上用工夫；第二，只要有完全驅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話不白話，倒是不關緊要的。

　　經農又說《新青年》上的白話詩，除了足下做的是「有聲，有韻，有情」（記不清楚了，想是如此說的），他不敢妄加反對外，其餘的便有些念不下去了。我想這個又是詩體問題，久已要向足下講講。現在趁此機會，略說幾句，一併請足下指教。今人倡新體的，動以「自然」二字為護身符。殊不知「自然」也要有點研究。不然，我以為自然的，人家不以為自然，又將奈何？足下記得尊友威廉女士的新畫「Two Rhythms」，足下看了，也是「莫名其妙」。再差一點，對於此種新美術，素乏信仰的，就少不得要皺眉了。但是畫畫的人，豈不以其畫為自然得很嗎？所以我說「自然」二字也要加以研究，才有一個公共的理解。

　　大凡有生之物，凡百活動，不能一往不返，必有一個循環張弛的作用。譬如人體血液之循環，呼吸之往復，動作寢息之相間，皆是這一個公理的現象。文中之有詩，詩中之有聲有韻，音樂中之有調和（Harmony），也不過是此現象的結果罷了。因為吾人生理上既具有此種天性，一與相違，便覺得不自在。近來心理學家用機器試驗古人的好詩好文，其字音的長短輕重，皆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我想此種研究，於詩的Meter（平仄？），句法的構造，都有關係。吾國詩體由三百篇的四言（James Lezze說中國有二言詩，固附會得可笑。三言詩，漢《郊禮歌》等有之，但不足為重）變成漢、魏的五言；又由漢、魏的五言變成唐人的七言。大約系因古人言語短簡急促，後人言語紆徐遲緩的原故（文體的變遷亦然）。但是詩到了七言，就句法構造上言，便有不能再長之勢。再長，就非斷不可了。

　　且七言詩句，大概前四字可作一頓，後三字又自成一段。韓昌黎有時費全身的氣力，於七言中別開生面。但只可於長詩中偶雜一二句。若句句是「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的句法（因韓詩已不記得，故引李詩為例），也就不能讀了。七言既成了詩句的最長極限，所以宋、元的詞曲起而代之。長短句攙雜互用，倒可免通體長句，或通體短句的不便處。但是他們的音調平仄，也越發講究。我以為此種律例，現在看來，自然是可厭。但是創造新體的人，卻不能不講究。就是以後做詩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點。實在講起來，古人留下來的詩體，竟可說是「自然」的代表。

　　什麼緣故？因為古人作詩的時候，也是想發揮其「自然」的動念，斷沒有先作一個形式來縛束自己的。現在存留下的，更是經了幾千百年無數人的試驗，以為可用。所以我要說，現在各種詩體，說他們不完備不新鮮則可，說他們不自然，卻未必然。我再要說，若是現在講改良文學的人，專以創造幾種新體為無上的天職，我把此種人比各科學上的一種人專以發明各器具新方法為事，也只得恭敬他，再沒多話說。若是要創造文學的產品，我倒有一句話奉勸：公等做新體詩，一面要詩意好，一面還要詩調好，一人的精神分作兩用，恐怕有顧此失彼之慮。若用舊體舊調，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詩意一方面，豈不于創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這個主張，足下以為何如？

　　瞎三不著四的議論發了一陣，紙已寫的不少了，還有錢玄同先生的廢滅漢文大問題不曾講到。若是用文話，斷不會有如許嘍嗦。這也是白話的一種壞處。

　　經農對於廢滅漢文的問題，已經說「心中萬分難受」了。我想錢先生要廢漢文的意思，不是僅為漢文不好，是因漢文所載的東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雜摧燒了，廓而清之。我想這卻不是根本的辦法。吾國的歷史，文字，思想，無論如何昏亂，總是這一種不長進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來的。此種昏亂種子，不但存在文字歷史上，且存在現在及將來子孫的心腦中。所以我敢大膽宣言，若要中國好，除非把中國人種先行滅絕！可惜主張廢漢文漢語的，雖然走于極端，尚是未達一間呢！

　　此層且按下不講。尚有一個實際問題：《新青年》一面講改良文學，一面講廢滅漢文，是否自相矛盾？既要廢滅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們四川有句俗話說，「你要沒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罷」。

　　錢先生的廢滅漢文一篇大文，原來有點Sentimental。我講到此處，也有點Sentimental起來。恕罪恕罪。

　　任鴻雋白六月八日

　　二答書

　　叔永足下：

　　經農的白話信來，使我大歡喜。今又得老兄的白話信，並且還對於我的文學革命論「大為贊成」，我真喜歡的了不得。來書有許多話，我已在答經農的信裡回答過了，我現在且把那信裡不曾說過的話，提出來回答如下：

　　（一）來書說「用白話可做好詩，文話又何嘗不可做好詩呢？」又舉杜甫的《諸將》、《懷古》、《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等詩為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首的確是好詩。這詩所以好，因為他能用白話文寫出當時高興得很左顧右盼，顛頭播腦，自言自語的神氣。第三，四，七，八句雖用對仗，都恰合言語的自然。五六兩句，「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便有點做作，不自然了。這可見律詩總不是好詩體，做不出完全好詩。《諸將》五首，在律詩中可算得是革命的詩體。因為這幾首極老實本色，又能發揮一些議論，故與別的律詩不同。但律詩究竟不配發議論，故老杜這五首詩可算得完全失敗。如「胡虜千秋尚入關」，成何說話？「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實在不通。「擬絕天驕拔漢旌」，也不通。這都是七言所說不完的話，偏要把他擠成七個字，還要顧平仄對仗，故都成了不能達意又不合文法的壞句。

　　《詠懷古跡》五首，也算不得好詩。「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實在不成話。「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是律詩中極壞的句子。上句無意思，下句是湊的。「青塚向黃昏」，難道不向白日嗎？一笑。他如「羯胡事主終無賴」，「志決身殲軍務勞」，都不是七個字說得出的話，勉強並成七言，故文法上便不通了。——這都可證文言不易達意，律詩更做不出好詩。《儒林外史》上評「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說上句加上一個「問」字，便是一句好詞：如今強對上一句，便無味了。這話評律詩真不錯。即如杜詩「江天漠漠鳥雙去」，本是絕好寫景詩，可惜他硬造一句「風雨時時龍一吟」作對，便討厭了。——至於韓愈的《南山》詩，何嘗是寫景？不過是押韻罷了。老兄和我都不曾到過南山，又何從知道他「把南山的形狀刻畫盡致」呢？

　　（二）來書說，「現在講改良文學，第一當在實質上用工夫；第二要有完全驅使文字的能力，能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就好了。白話不白話，倒是不關緊要的」。這話的第一層極是，不用辯了。第二層「能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固是不錯。但是我們極力主張用白話作詩，也有幾層道理。（第一）我們深信文言不是適用的工具（說詳《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第二）我們深信白話是很合用的工具。（第三）我們因為要「用工具而不為工具所用」，故敢決然棄去那不適用的文話工具，專用那合用的白話工具。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後來有了紙筆，便不用刀筆竹簡了。若必斤斤爭文言之不當廢，那又是「為工具所用」，作了工具的奴隸了。老兄以為何如？

　　（三）來書說，「自然也要有點研究」，這話極是。但這個大前提卻不能發生下文的斷語。下文說，「古人留下來的詩體，竟可說是自然的代表。什麼緣故？因為古人作詩的時候，也是想發揮其自然的動念，斷沒有先作一個形式來束縛自己的」。這種邏輯，有如下例：「古人留下來的纏足風俗，竟可說是自然的代表。為什麼呢？因為古人纏足的時候，也是想發揮他的自然的美感；決沒有先作一種小腳形式來束縛自然的！」再引老兄的話：「現在存留下的，更是經了幾千百年無數人的試驗，以為可用。」這話可說詩體，也可說纏足，也可說八股，也可說君主專制政體！可不是嗎？

　　原書前文所說「近來心理學家用機器試驗古人的好詩好文，其字音的長短輕重，皆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老兄的意思，以為這就可以作自然的證據嗎？老兄何不請那些心理學家用機器試驗幾篇仁在堂的八股文章？我可保那幾篇「文學的長短輕重，也皆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如若不然，我請你看三天好戲，你敢賭這東道嗎？——北京最常見的喜事門對，是「詩歌杜甫其三句，風詠《周南》第一章」。這兩句若拿去上那心理學的機器，也是「有一定的次序與限度的」。——總而言之，四言詩（《三百篇》實多長短句，不全是四言）變為五言，又變為七言，三變為長短句的詞，四變為長短句加襯字的曲，都是由前一代的自然變為後一代的自然。我們現在作不限詞牌，不限套數的長短句，也是承這自然的趨勢。至於說我們的「自然」是沒有研究的自然，那是蔽於成見，不細心體會的話。我的朋友沈尹默先生做一首《三弦》詩，做了兩個月，才得做成，我們豈可說他沒有研究？不過他不曾請北京大學心理學教授陳百年先生用機器試驗罷了！

　　（四）老兄勸我們道：「公等做新體詩，一面要詩意好，一面還要詩調好，一人的精神分作兩用，恐怕有顧此失彼之慮，若用舊體舊調，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詩意一方面，豈不于創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這個主張，有一個根本的誤會。因為我們現在有什麼詩料，用什麼詩體；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並不一面顧詩意，一面顧詩調。那些用舊調舊詩體的人，有了料，須要截長補短，削成五言，或湊成七言；有了一句，須對上一句；有了腹聯，須湊上頸聯；有了上闋，須湊成下闋；有了這韻，須湊成那韻；……那才是顧此失彼呢。——豈但顧此失彼，竟是「削足適履」了！

　　還有論廢滅漢文一段，我且讓老兄和錢玄同先生去打Sentimental官司罷。好在老兄不久就要回國，我們再談罷。

　　七年七月廿六日胡適

　　（原載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號）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