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致王寵惠（稿）

致王寵惠（稿）

　　（1929年3月26日）

　　亮疇先生：

　　近日國中怪像百出，說不勝說。最可怪者，此次三全大會有上海特別市代表陳德征提出的「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先生曾見過嗎？

　　此案大意是說法院往往過於拘泥證據，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網，故他的辦法是：「凡經省或特別市黨部書面證明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機關應以反革命罪處分之。如不服，得上訴。惟上級法院或其他上級法定之受理機關，如得中央黨部之書面證明，即當駁斥之。」

　　這就是說，法院可以不須審問，只憑黨部的一紙證明，便須定罪處刑。

　　先生是研究法律的專門學者，對於此種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紀那一個文明民族曾經有過這樣一種辦法，筆之於書，立為制度的嗎？我的淺識寡聞，今日讀各報的專電，真有聞所未聞之感。中國國民黨有這樣黨員，創此新制，大足以誇耀全世界了。

　　其實陳君之議尚嫌不徹底。審判既不須經過法庭，處刑又何必勞動法庭？不如拘捕、審問、定罪、處刑與執行，皆歸黨部，如今反日會之所為，完全無須法律，無須政府，豈不更直截了當嗎？

　　我今天實在忍不住了，寫這封信給先生。也許此信到時，此案早已通過三全大會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點預備關門了。我們還說什麼呢？

　　胡適十八，三，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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