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逼上梁山(6)_胡適

逼上梁山(6)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我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于「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辟除棘荊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輕重。」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這封信是我對於一班討論文學的朋友的告別書。我把路線認清楚了，決定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要用試驗的結果來證明我的主張的是非。所以從此之後，我不再和梅任諸君打筆墨官司了。信中說的「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而行」，也是我當時心裡感覺的一點寂寞。我心裡最感覺失望的，是我平時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一年多的討論，還不能說服一兩個好朋友，我還妄想要在國內提倡文學革命的大運動嗎？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長林亂草，遠望著赫貞江。我忽然看見一對黃蝴蝶從樹梢飛上來；一會兒，一隻蝴蝶飛下去了；還有一隻蝴蝶獨自飛了一會，也慢慢的飛下去，去尋他的同伴去了，我心裡頗有點感觸，感觸到一種寂寞的難受，所以我寫了一首白話小詩，題目就叫做《朋友》（後來才改作《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八月二十三日）

　　這種孤單的情緒，並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討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況且那年（一九一六）的三月間，梅覲莊對於我的俗話文學的主張，已很明白的表示贊成了。（看上文引他的三月十九日來信。）

　　後來他們的堅決反對，也許是我當時少年意氣太盛，叫朋友難堪，反引起他們的反感來了，就使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考慮我的歷史見解，就使他們走上了反對的路上去。但是因為他們的反駁，我才有實地試驗白話詩的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只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我的決心試驗白話詩，一半是朋友們一年多討論的結果，一半也是我受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影響。實驗主義教訓我們：一切學理都只是一種假設；必須要證實（verified），然後可算是真理。證實的步驟，只是先把一個假設的理論的種種可能的結果都推想出來，然後想法子來試驗這些結果是否適用，或是否能解決原來的問題。我的白話文學論不過是一個假設，這個假設的一部分（小說詞曲等）已有歷史的證實了；其餘一部分（詩）還須等待實地試驗的結果。我的白話詩的實地試驗，不過是我的實驗主義的一種應用。所以我的白話詩還沒有寫得幾首，我的詩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嘗試集》。我讀陸遊的詩，有一首詩云：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余，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龕先定此規模。
　　斜陰徒倚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無。

　　陸放翁這首詩大概是別有所指，他的本意大概是說：小試而不得大用，是不會成功的，我借他這句詩，做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並且做了一首詩，說明我的嘗試主義：

　　嘗試篇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
　　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
　　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
　　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
　　莫想小試便成功，哪有這樣容易事！
　　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
　　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
　　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浪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
　　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
　　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
　　（八月三日）

　　這是我的實驗主義的文學觀。

　　這個長期討論的結果，使我自己把許多散漫的思想彙集起來，成為一個系統。一九一六年的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給朱經農，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
　　（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方面）

　　那年十月中，我寫信給陳獨秀先生，就提出這八個「文學革命」的條件。次序也是這樣的；不到一個月，我寫了一篇《文學改良芻議》，用複寫紙抄了兩份，一份給《留美學生季報》發表，一份寄給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胡適文存》卷一，頁七——二三）。在這篇文字裡，八件事的次序大改變了：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這個新次第是有意改動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語」一件放在最後，標題只是很委婉的說「不避俗字俗語」，其實是很鄭重的提出我的白話文學的主張。我在那篇文字裡說：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宋人之詩詞可見。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滸》《西遊》《三國》，曲則尤不可勝計。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無可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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