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逼上梁山(7)_胡適

逼上梁山(7)

　　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以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復古為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這完全是用我三四月中寫出的中國文學史觀（見上文引的四月五日日記），稍稍加上一點後來的修正，可是我受了在美國的朋友的反對，膽子變小了，態度變謙虛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篇末還說：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思此一大問題之結果。……謂之「芻議」，猶雲未定草也。伏惟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這是一個外國留學生對於國內學者的謙遜態度。文字題為「芻議」，詩集題為「嘗試」，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陳獨秀先生是一個老革命黨，他起初對於我的八條件還有點懷疑（《新青年》二卷二號。其時國內好學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也說「說理紀事之文，必當以白話行之，但不可施于美術文耳」。見《新青年》二卷四號）。但他見了我的《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就完全贊成我的主張；他接著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新青年》二卷五號），正式在國內提出「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獨秀之外，最初贊成我的主張的，有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先生（《新青年》二卷六號通信；又三卷一號通信）。此後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餘討論，變成國內文人學者的討論了。

　　《文學改良芻議》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版的，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獨秀先生，信內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獨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號）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蓋以吾國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則以國語為文，達意狀物，豈非天經地義？尚有何種疑義必待討論乎？其必欲擯棄國語文學，而悍然以古文為正宗者，猶之清初曆家排斥西法，乾嘉疇人非難地球繞日之說，吾輩實無餘閒與之作此無謂之討論也。這樣武斷的態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

　　(《四十自述》的一章。二十二年十二月三日夜脫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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