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逼上梁山(5)_胡適

逼上梁山(5)

　　叔永來信也說：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卻不可謂之詩。蓋詩詞之為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辭句，非如寶玉所雲「押韻就好」也。……（七月二十四夜）

　　對於這一點，我當時頗不心服，曾有信替自己辯護，說我這首詩，當作一首Satire（嘲諷詩）看，並不算是失敗，但這種「戲臺裡喝彩」，實在大可不必。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自己好笑。

　　但這一首遊戲的白話詩，本身雖沒有多大價值，在我個人做白話詩的歷史上，可是很重要的。因為梅、任諸君的批評竟逼得我不能不努力試做白話詩了。覲莊的信上曾說：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叔永的信上也說：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這樣看來，白話文學在小說詞曲演說的幾方面，已得梅、任兩君的承認了，勤莊不承認白話可作詩與文，蘇永不承認白話可用來作詩。覲莊所謂「文」，自然是指《古文辭類纂》一類的書裡所謂「文」（近來有人叫做「美文」）。在這一點上，我毫不狐疑，因為我在幾年前曾做過許多白話的議論文，我深信白話文是不難成立的。現在我們的爭點，只在「白話是否可以做詩」的一個問題了。白話文學的作戰，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現在只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所以我當時打定主意，要作先鋒去打這座未投降的壁壘：就是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

　　叔永的長信上還有幾句話使我更感覺這種試驗的必要。他說：

　　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今日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見聽，則請從他方面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為事矣。……（七月二十四夜）

　　這段話使我感覺他們都有一個根本上的誤解。梅、任諸君都贊成「文學革命」，他們都「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但他們贊成的文學革命，只是一種空蕩蕩的目的，沒有具體的計劃，也沒有下手的途徑。等到我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方案（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他們又都不贊成了。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之爭而已」。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應該有「他方面」，應該走「大道」。究竟那「他方面」是什麼方面呢？究竟那「大道」是什麼道呢？他們又都說不出來了；他們只知道決不是白話！

　　我也知道光有白話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認定了：無論如何，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有活的工具。那已產生的白話小說詞曲，都可證明白話是最配做中國活文學的工具的。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工具抬高起來，使他成為公認的中國文學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們方才談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

　　這是我的方案。現在反對的幾位朋友已承認白話可以作小說戲曲了。他們還不承認白話可以作詩。這種懷疑，不僅是對於白話詩的局部懷疑，實在還是對於白話文學的根本懷疑。在他們的心裡，詩與文是正宗，小說戲曲還是旁門小道。他們不承認白話詩文，其實他們是不承認白話可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所以我決心要用白話來征服詩的壁壘，這不但是試驗白話詩是否可能，這就是要證明白話可以做中國文學的一切門類的唯一工具。

　　白話可以作詩，本來是毫無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陸遊的白話詩都可以舉來作證。詞曲裡的白話更多了。但何以我的朋友們還不能承認白話詩的可能呢？這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白話詩確是不多，在那無數的古文詩裡，這兒那兒的幾首白話詩在數量上確是很少的。第二是因為舊日的詩人詞人只有偶然用白話做詩詞的，沒有用全力做白話詩詞的，更沒有自覺的做白話詩詞的。所以現在這個問題還不能光靠歷史材料的證明，還須等待我們用實地試驗來證明。

　　所以我答叔永的信上說：

　　總之，白話未嘗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高腔京調未嘗不可成為第一流文學。……適以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調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則誠、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之高腔京調皆不文不學之戲子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即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與莎氏並世之倍根著《論集》（Essays），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倍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京腔高調不相上下。……吾絕對不認「京腔高調」與「陶謝李杜」為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1）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2）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京調高腔的陶、謝、李、杜，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

　　（3）今日決用不著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何也？時代不同也。

　　（4）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不似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真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盦，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

　　此四者，乃適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

　　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為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為」。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七月二十六日）這是我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的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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