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五、我怎樣到外國去_胡適

五、我怎樣到外國去(1)

　　1

　　戊申（一九〇八）九月間，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組織一個中國新公學。這一次的風潮為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家，評議部為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幹事即由公選產生出來。不幸這種共和制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為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為社會和政府對於這種共和制度都很疑忌。三是因為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對於公學內部的疑忌。

　　為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一九〇六）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於是學生主體的制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制度。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為監督。一年後，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為監督。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到學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制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與監督之下，公學的幹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選舉的幹事改為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這幾位辦事人，外面要四出募捐，裡面要擔負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況且前面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著「非經全體三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

　　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著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幹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這裡面也還有個人的問題。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幹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幹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問上沒有進境，卻當著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議制的評議部取消之後，全體同學就組織了一個「校友會」，其實就等於今日各校的學生會。校友會和三幹事爭了幾個月，幹事答應了校章可由全體學生修改。又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校友會把許多修正案整理成一個草案，又開了幾次會，才議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爭執，經過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監督夏先生與幹事諸君均不肯承認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一九〇八）九月初三日，校友會開大會報告校章交涉的經過，會尚未散，監督忽出佈告，完全否認學生有訂改校章之權，這竟是完全取消幹事承認全體修改校章的佈告了。接著又出了兩道佈告，一道說「集會演說，學堂懸為厲禁……校友會以後不准再行開會」。一道說學生代表朱經、朱紱華「倡首煽眾，私發傳單，侮辱職員，要挾發佈所自改印章程，屢誡不悛，純用意氣，實屬有意破壞公學。照章應即斥退，限一日內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體學生簽名停課，在操場上開大會。下午幹事又出佈告，開除學生羅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並且說「如仍附從停課，即當將停課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初五日，教員出來調停，想請董事會出來挽救。但董事會不肯開會。初七日學生大會遂決議籌備萬一學校解散後的辦法。

　　初八日董事陳三立先生出來調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佈告：「今定於星期日暫停膳食。所有被脅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暫住數日。准於今日午後一時起，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發給旅膳費。俟本公學將此案辦結後，再行佈告來校上課。」

　　這樣的壓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絕大多數同學的公憤。他們決定退學，遂推舉幹事籌備另創新校的事。退學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愛爾近路慶祥裡新租的校舍裡。廚房雖然尋來了一家，飯廳上桌凳都不夠，碗碟也不夠。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自己創立的學校，所以不但不叫苦，還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錢來作學校的開辦費。有些學生把綢衣，金表，都拿去當了錢來捐給學堂做開辦費。

　　十天之內，新學校籌備完成了，居然聘教員，排功課，正式開課了。校名定為「中國新公學」；學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這風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為我是新學生，又因為我告了長時期的病假，所以沒有參與同學和幹事的爭執；到了風潮正激烈的時期，我被舉為大會書記，許多記錄和宣言都是我做的，雖然不在被開除之列，也在退學之中。朱經，李琴鶴，羅君毅被舉作幹事。有許多舊教員都肯來擔任教課。學校雖然得著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經費很感覺困難。李琴鶴君擔任教務幹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裡談話，他要我擔任低級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課三十點鐘，月薪八十元；但他聲明，自家同學作教員，薪俸是不能全領的，總得欠著一部分。

　　我這時候還不滿十七歲，雖然換了三個學堂，始終沒有得著一張畢業證書。我若繼續上課，明年可以畢業了。但我那時確有不能繼續求學的情形。我家本沒有錢。父親死後，只剩幾千兩的存款，存在同鄉店裡生息，一家人全靠這一點出息過日子。後來存款的店家倒賬了，分攤起來，我家分得一點小店業。我的二哥是個有才幹的人，他往來漢口、上海兩處，把這點小店業變來變去，又靠他的同學朋友把他們的積蓄寄存在他的店裡，所以他能在幾年之中合夥撐起一個規模較大的瑞興泰茶葉店。但近幾年中，他的性情變了，一個拘謹的人變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費用變大了，精力又不能貫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業一年不如一年。

　　後來我家的虧空太大了，上海的店業不能不讓給債權人。當戊申的下半年，我家只剩漢口一所無利可圖的酒棧（兩儀棧）了。這幾個月以來，我沒有錢住宿舍，就寄居在《競業旬報》社裡（也在慶祥裡）。從七月起，我擔任《旬報》的編輯，每出一期報，社中送我十塊錢的編輯費。住宿和飯食都歸社中擔負。我家中還有母親，眼前就得要我寄錢贍養了。母親也知道家中破產就在眼前，所以寄信來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辦了。我斬釘截鐵的阻止了這件事，名義上是說求學要緊，其實是我知道家中沒有餘錢給我辦婚事，我也沒有錢養家。

　　正在這個時候，李琴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作教員。我想了一會，就答應了。從此以後，我每天教六點鐘的英文，還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精力正強，所以還能夠勉強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一九〇九）冬天中國新公學解散時為止。

　　以學問論，我那時怎配教英文？但我是個肯負責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預備功課，所以這一年之中還不曾有受窘的時候，我教的兩班後來居然出了幾個有名的人物：饒毓泰（樹人），楊銓（杏佛），嚴莊（敬齋），都做過我的英文學生。後來我還在校外收了幾個英文學生，其中有一個就是張奚若。可惜他們後來都不是專習英國文學；不然，我可真「抖」了。

　　《競業旬報》停刊之後，我搬進新公學去住。這一年的教書生活雖然很苦，於我自己卻有很大的益處。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能說英國話，卻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比較。現在做了英文教師，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的清楚。所以這一年之中，我雖沒有多讀英國文學書，卻在文法方面得著很好的練習。

　　中國新公學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這段歷史是很悲壯的。那時候的學堂多不講究圖書儀器的設備，只求做到教員好，功課緊，管理嚴，就算好學堂了。新公學的同學因為要爭一口氣，所以成績很好，管理也不算壞。但經費實在太窮，教員只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幹事處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惡氣；往往因為學校不能付房捐和巡捕捐，同學們大家湊出錢來，借給幹事處。有一次幹事朱經農君（即朱經）感覺學校經費困難已到了絕地，他憂愁過度，神經錯亂，出門亂走，走到了徐家匯的一條小河邊，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喪命。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