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自述·四、在上海(二)(3)_胡適

四、在上海(二)(3)

　　在《無鬼叢話》的第三條裡，我還接著說：

　　《王制》有之：「托于鬼神時日蔔筮以亂眾者，誅。」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掌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謂「數千年來僅得許多膿包皇帝，混賬聖賢」，吾豈好詈人哉？吾豈好詈人哉？這裡很有「衛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現我在不滿十七歲時的思想路子。《叢話》第四條說：

　　吾嘗持無鬼之說，論者或咎餘，謂舉一切地獄因果之說而摧陷之，使人人敢於為惡，殊悖先王神道設教之旨。此言餘不能受也。今日地獄因果之說盛行，而惡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設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處茲思想競爭時代，不去此種種魔障，思想又烏從而生耶？這種誇大的口氣，出於一個十七歲孩子的筆下，未免叫人讀了冷笑。但我現在回看我在那時代的見解，總算是自己獨立想過幾年的結果，比起現今一班在幾個抽象名詞裡翻筋斗的少年人們，我還不感覺慚愧。

　　《競業旬報》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記了。前年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曾登報徵求全份的《競業旬報》，——大概他們不知道這裡面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適做的，——似乎也沒有效果。我靠幾個老朋友的幫忙，搜求了幾年，至今還不曾湊成全份。今年回頭看看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詫異的是有一些思想後來成為我的重要的出發點的，在那十七八歲的時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傾向了，例如我在《旬報》第三十六期上發表一篇《苟且》，痛論隨便省事不肯徹底思想的毛病，說「苟且」二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場大瘟疫，把幾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真如島》小說第十一回（《旬報》三十七期）論扶乩的迷信，也說：

　　程正翁，你想罷。別說沒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關帝呂祖何等尊嚴，豈肯聽那一二張符訣的號召？這種道理總算淺極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只可憐我們中國人總不肯想，只曉得隨波逐流，隨聲附和。國民愚到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來，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說「學原於思」，這區區四個字簡直是千古至言。——鄭先生說到這裡，回過頭來，對翼華翼璜道：程子這句話，你們都可寫作座右銘。「學原於思」一句話是我在澄衷學堂讀朱子《近思錄》時注意到的。我後來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為我從十幾歲時就那樣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時代我在李莘伯辦的《安徽白話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承繼之不近人情》（轉載在《旬報》廿九期），我不但反對承繼兒子，並且根本疑問「為什麼一定要兒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說：

　　我如今要薦一個極孝順永遠孝順的兒子給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這個兒子是誰呢？便是「社會」。……

　　你看那些英雄豪傑仁人義士的名譽：萬古流傳，永不湮沒；全社會都崇拜他們，紀念他們；無論他們有子孫沒有子孫，我們紀念著他們，總不少減；也只為他們有功於社會，所以社會永遠感謝他們，紀念他們。阿噲噲，這些英雄豪傑仁人義士的孝子賢孫多極了，多極了!……一個人能做許多有益於大眾有功於大眾的事業，便可以把全社會都成了他的孝子賢孫。列位要記得：兒子孫子，親生的，承繼的，都靠不住。只有我所薦的孝子順孫是萬無一失的。這些意思，最初起於我小時看見我的三哥出繼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從一個真問題上慢慢想出來的一些結論。這一點種子，在四五年後，我因讀培根（Bacon）的論文有點感觸，在日記裡寫成我的「無後主義」。在十年以後，又因為我母親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寫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發揮「社會不朽」的思想。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話報，如《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寧波白話報》，《潮州白話報》，都沒有長久的壽命。光緒宣統之間，範鴻仙等辦《國民白話日報》，李莘伯辦《安徽白話報》，都有我的文字，但這兩個報都只有幾個月的壽命。《競業旬報》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長壽的白話報了。

　　我從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辦時止，中間不過有短時期沒有我的文字。和《競業旬報》有編輯關係的人，如傅君劍，如張丹斧，如葉德爭，都沒有我的長久關係，也沒有我的長期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裡做了一個開路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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