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政制改革的大路(2)

政制改革的大路(2)

　　次談錢陳兩先生的具體主張。

　　陳先生不主張黨外有黨，卻主張黨內有派，他要國民黨內各派都分化成公開的政團，公開的提出政綱來作政治的競爭。「黨內無派」的口號久已拋棄了，當日創此半句口號的人也早已建立新派系了。還有那上半句「黨外無黨」，也沒有存在的理由。既許黨內有派，何以不許黨外有黨，如果有負責任的國民提出「具體的應付內政外交的策略」，何以不許在國民黨各派以外去組織政黨？

　　老實說，我是不贊成政黨政治的。我不信民主政治必須經過政黨政治的一個階段。此話說來太長，現在表過不提。我只要說，我不贊成政黨，我尤不贊成「黨權高於一切」的奇談。我的常識告訴我：人民的福利高於一切，國家的生命高於一切。如果此時可以自由組黨，我也不會加入任何黨去的。可是我的意思總覺得，為公道計，為收拾全國人心計，國民黨應該公開政權，容許全國人民自由組織政治團體。

　　陳錢兩先生都提到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問題。陳先生要用分化合作的方式來謀黨內的團結，錢先生要在一個最高領袖之下謀黨內的團結。我要指出一個重要觀點：今日需要團結的，是全國的人心，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老頭子，也不是三五組不合作的私人派系。陳錢兩先生的方案，都只顧到了那三五人，或三五小組，而都忽略了那更廣大的全國人心。司太林放逐了托洛茨基，何妨于他建國的大計？我們現在讀托洛茨基的自傳，最感覺不愉快的是他那悻悻然刻畫私人黨爭的瑣細，把司太林，齊諾維夫諸人都罵的不值半個紙盧布。其實最要緊的是要問：抓住政權的人們是不是真能拼命做出一點建國的成績來，使絕大多數人的心理都公認他們抓住政權不是為一二人或某一組的私利？

　　所以今日當前的問題，不是三五人的合作不合作，也不是三五個小組的團結不團結。今日的真問題是收拾全國的人心。當九一八事件之後，政府的領袖首先謀黨內的團結，開了許久的團結會議，結果還是至今沒有團結成功。然而這四年的國難卻漸漸使得國家統一大進步了。今日政府力量之強，遠過四年前的狀況，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四年中政治統一的進步，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團結；今日政府的弱點也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不合作。

　　這四年的歷史的教訓是：統一全國容易，團結黨內很難。全國的人心是容易收拾的：當淞滬血戰的時期，全國的人真是「萬眾一心」的擁護十九路車。但福建的「人民政府」起來時，十九路軍的槍尖轉向內，就不能得到各地的響應了。這樣「捷如影響」的反應，難道我們不看見！黨內的私鬥就不同了。他們的爭點或是私怨，或是私利，又往往不敢公然承認，總要借幾個大名目大口號來作遮掩。他們罵政府不抗敵，他們自己抗敵了嗎？他們罵政府貪污，他們自己不貪污了嗎？他們罵政府壓迫言論自由，他們自己真容許言論自由了嗎？在這種私鬥重於公誼的態度之下，黨內的團結是很難做到的。

　　所以我主張，政制改革的下手方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著眼要在全國人心的團結，而不在黨內三五人的團結。能團結全國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會永遠高蹈東海之濱的；若不能團結全國的人心，即使一兩個天下之大老扶杖來歸，也何補於政治的改革，何益于建國的大計？

　　而今日收拾全國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禦侮之外，莫如廢除黨治，公開政權，實行憲政。在憲政之下，黨內如有不能合作的領袖，他們盡可以自由分化，另組政黨。如此，則黨內派別的紛歧，首領的不合作，都不了而自了了。

　　這是政制改革的大路。

　　其次，錢陳兩先生都主張改革中政會議。在我提出的憲政前提之下，中政會議本不成問題。錢陳二先生要的是一個和平更替政權的機關。我在上文已說過，在憲政之下，這個和平更替政權的機關是國民大會。憲法初稿和修正稿都有「行政院設院長一人，由總統提經國民大會或國民委員會之同意，任免之」一條。去年立法院最後通過的憲法草案把這個國民委員會取消了。憲草在中政會議審查時是否還可以修正，現在我們不能預言。但無論如何，在憲法之下，我們不愁沒有一個合法的政權更替的機關。

　　中政會議的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現在的黨治之下，黨內重要領袖都要管部管院；既管院部了，又都不願上頭有個最後決議的機關管住他們，所以他們又都要兼任中政會議的委員。結果當然成了陳先生說的「監督者和被監督者，負責者和負責的對象，同是一班人」的怪現象。錢陳兩位都主張把「這兩個東西分開」，但他們都不明白這個怪現象所以形成的事實。原來國民黨的黨政組織太繁重了，事實上一個部長只是一個第六級的小官，部長之上有院長，院長之上有五院合組的國民政府，政府之上有中政會議，中政會議之上有中執委全會，最後還有全國代表大會。四中全會改革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把行政院升作政府，把國民政府主席改作蓋印畫諾的機關，於是這六層寶塔並作四級了。然而最重要的可以衝突的兩級——五院與中政會議——依然存在。既捨不得部院的實權，又不願得了實權而反受人管轄牽制，於是非兼職不可了。事實上，政府的決議如果天天有被中政會議否決的危險，也不是行政效率上所應該有的事。所以這種辦法也自有它存在的理由。錢陳二位的建議，完全不能解決這個事實上的困難，我可以斷定這個辦法是不會被接受的。

　　當九一八事變之後，上海南京大談全國團結，當時就有人建議，把中政會議放大，請黨外名人加入十八人。吳稚暉先生就指出中政會議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加入的黨外委員必須有中委兩人的介紹，加入黨籍。可是那就又不成其為「開放政權」的表示了。於是一場議論終於沒辦法而散。現在錢端升先生又提議中政會議「少數不妨為國內其他的領袖」，「非黨員的領袖不妨由全會特予黨籍」。這個辦法正是四年前的老話。我想「國內其他的領袖」恐怕不十分熱心接受這種特予的榮譽罷。

　　所以中政會議是無法改革的。因為它是代表党來監督政府的，現在黨的勢力實不能監督政府，而政府也實不願受黨的監督，於是只有自己監督自己了。

　　所以改革中政會議也不如實行憲政，讓人民的代表機關來監督政府。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

　　最後，我們可以談談錢先生要請蔣介石先生作最高領袖但又不要他獨裁的主張。

　　第一，錢先生為什麼一面要蔣先生做黨內的最高領袖，一面又要我們黨外人「一致的擁護承認」呢？蔣先生是不是一個党的最高領袖，那不過是一黨的私事，于我們何干？何必要我們「非黨員，不反蔣，而又多少能領導國民的人們」來擁護他，承認他？況且我們黨外人又如何能「力促黨內非蔣各派……擁他為領袖」？例如錢先生說的胡展堂先生的態度，豈是我們黨外人能轉移的嗎？

　　我要用孟子的話對錢先生說：「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我們此時需要一個偉大的領袖來領導解救國難，但是這個領袖必須是一國的領袖，而不是一党一派的領袖。他自己盡可以繼續站在黨內做一党的領袖，正如他盡可以站在軍中做一軍的領袖一樣。但他的眼光必須遠超出黨的利益之外，必須看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能如此的，決不夠資格做一國的領袖。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這並不是因為「他最有實力」，最有實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國的領袖。他的資格正是錢先生說的「他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裡埋頭苦幹，挺起肩膊來挑擔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一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裡，這樣一個能跟著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著國人的承認。

　　所以蔣先生之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的問題，因為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

　　但是錢先生又說：「蔣先生不應做獨裁者。」這個主張出於主張極權主義的錢端升先生的筆下，是很可驚異，也很可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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