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政制改革的大路

政制改革的大路(1)

　　《獨立》第一六二號有兩篇討論政制改革的文章。一篇是陳之邁先生的《政制改革的必要》，一篇是錢端升先生的《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他們兩位同有兩個大前提：

　　（1）今日的政制有改革的必要。

　　（2）今日不必開放政權，取消黨治。

　　談到具體主張，他們就不同了。陳之邁先生主張兩點：

　　1　承認國民黨裡各種派別，讓它們組織起公開的集團，各提出政綱來，由中執委揀選一個集團來組織政府。到了中執委不信任政府時，可以更換政府，另推別個集團來組織政府。

　　2　中政會的組織應改革：中政會是代表中執委監督政府的機關，政府須對它負責，故中政會裡須有代表兩個政團以上的中執委。政府不能履行它的政綱時，中政會得召集中執委全會來更換政府。

　　錢端升先生主張三點：

　　1　黨內各派應在一個最高領袖之下團結起來。——這個領袖，錢先生承認只有蔣介石先生最適宜。

　　2　蔣先生雖做最高領袖，但不宜做一個獨裁者，——只可做一個「不居名而有其實的最高領袖」。

　　3　改革中政會議的組織，人數減至十五人至二十人，委員絕對不兼任何官職，任何官員亦絕對不參加決議。

　　在這六中全會將召集之時，中樞政制將有個改革的機會，我們當然歡迎政制改革的討論。現在這種討論已由錢陳兩位政治學者開始了，我們盼望關心國事的人都認真想想這些問題，都參加這種討論。我雖不是政治學者，讀了錢陳兩位先生的文章，也有一點門外漢的意見，現在寫出來，請他們兩位和別位政論家切實指教。

　　先討論他們共同的大前提。

　　關於今日有改革政制的必要，我完全贊同。錢先生說：「中央現行的政制，既不合政治學原理，又不適目前的國情，無怪其既無力量，又無效率。」陳先生也說「現在的政治制度根本有不妥當的地方」。這都是我完全同意的。

　　但是錢陳二先生都不主張開放政權，解除黨治。這一個前提，我始終不很能瞭解。錢先生說：

　　我們的討論仍以黨治為出發點，因為我們深信在此國難嚴重之中，維持黨政府的系統為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

　　陳先生說：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現在要開放政權，叫別的人組織別的黨在國民黨的臥榻之旁鼾睡。這是不可能的事實：在民主政治未曾確立以前沒有主權者來裁判那個政黨應當執政，那個政黨應當下臺，現在去玩民選的把戲是不會比民初或民二十高明多少的；事實上我們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組織一個政黨和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抗衡的，勉強開放黨禁只有重新開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

　　這些理由，我看都不很充足。第一，維持黨政府的系統並不一定是「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這個道理很容易說明：「党的內部組織不健全，派別是紛歧的，並且沒有一個集團有力量消滅其他的集團，不特在各省如此，在中央亦是如此。」這是陳先生的話。這樣的狀態是不是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就拿錢先生主張的最高領袖制來說罷，錢先生也說：「七八年來，黨的分裂，黨的不能團結，幾無不以反蔣，或不與蔣合作為主因。」這樣的狀態是不是最方便的改革政制的條件？

　　第二，陳先生顧慮到「在民主政治未曾確立以前，沒有主權者來裁判那個政黨應當執政，那個政黨應當下臺。」這也不成問題。在「憲法修正稿」裡，這個主權者是國民大會和國民委員會。在「憲法草案」裡，這個主權者是國民大會。在「憲草」的總統制之下，總統就可以任免行政院長。這都是主持政權更替的合法機關。

　　第三，陳先生又說：「事實上我們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組織一個政黨和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抗衡的。」這正是不妨開放政權的絕好理由。在最近期間，國民黨的政權是很穩固，不怕新興的政黨起來奪取的。但因為開放之後，政權有個可以被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國民黨的政權也許可以比現在幹的更高明一點。今日黨治的腐敗，大半是由於沒有合法的政敵的監督。樹立一個或多個競爭的政黨正是改良國民黨自身的最好方法。

　　我們為「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設想，此時正是絕好的開放政權的時機了。在一個多月之前，中央曾因華北問題取消了河北全省和平津兩市的黨部，黨內無人抗議，黨外也無人抗議，政府也無法抗拒。其實在黨權高於一切的政體之下，取消一個大省的黨部，就等於英國取消國會一樣的嚴重。這樣嚴重的事件，應該可以使黨內賢明的領袖大覺大悟了。這樣的政權是很難維持下去的。救濟的方法，只有拋棄黨治，公開政權的一條路子。

　　拋棄黨治，公開政權，這不是說國民黨立即下野。我的意思是說，國民黨將來的政權應該建立在一個新的又更鞏固的基礎之上。那個新基礎就是用憲法做基礎，在憲政之下，接受人民的命令，執掌政權。上文已說過，我們眼前決不會有第二個政黨可以同國民黨抗衡的。不過在那個新的政制之下，名義是正的，人心是順的，所以基礎就也更穩固了。

　　所以我主張，改革政制的基本前提是放棄黨治；而放棄黨治的正當方法是提早頒佈憲法，實行憲政。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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