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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俄外交史上的又一頁及其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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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星期,丁文江先生作《大公報》的「星期論文」(7月21日),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他記敘的是1917年11月27日到明年3月3日蘇俄和德國休戰議和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的主要事實是蘇俄革命政府為了要完成革命工作,不惜委曲求全的和德國單獨講和。 ……主持簽字議和最有力的是列寧。他說:「我們的革命比任何其他為重要。我們一定要使它安全,……不論出任何代價。」 丁文江指出這段故事的教訓是: 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 我們很希望丁文江先生繼續寫第二篇,把那個《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和約》以後的三年內的蘇俄故事也寫出來,讓大家看看那一次的絕大犧牲,絕大的委曲求全,是不是做到了列寧理想中的目的。因為丁先生敘述的那個故事只是一個故事的前一半,……所以我今天提議來講那個故事的後半段,那後半段也有一個教訓足供我們的借鏡。 話說蘇俄革命政府在1918年3月和德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和約之後,國中就起了絕大的分裂。 ……(以下是三年苦戰的史事,從略。) 當革命政府最初決心委曲求全的時候,列寧的目的是要謀得一個喘氣的時期,來完成國內的革命工作。為了這一個喘息時期,列寧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賠款到十五萬萬金圓,割地到全國的三分之一,然而和平終不可得。因為蘇俄當日有兩大群敵人:一群是那戰敗的中歐國家,一群是那戰勝的協約國家。議和之後,不到幾個月,中歐國家解體了,無力再侵害蘇俄了。然而那另一群大敵國,忘不了蘇俄中道講和的仇惡,更怕那新興的「世界革命」的口號,所以他們決心要援助蘇俄的奸人,封鎖蘇俄的四境,要推翻那個可怕的新政權。 蘇俄的和平不是1918年3月3日割地賠款的和約帶來的,是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蘇俄的統一政權也是那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 我們今日為國家設計,當然要如丁文江先生說的:「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但是我們也得進一步問:「如果萬分退讓的結果,還換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走什麼路?我們應該準備走什麼路?」 列寧曾說:萬不得已時,準備到堪察加去。然而1919年7月國防會議的命令卻是:「死守彼得格拉,守到最後一滴血流幹的時候!不退出一尺地,準備在彼得格拉的街上作巷戰!」 所以,在退到堪察加之前,還有不少的工作要準備做! 這是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另一頁的教訓。 (原載1935年8月4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又載1935年8月11日《獨立評論》第163號,又載1935年8月20日《國聞週報》第12卷第31期,與丁文江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合在一起,改題《蘇俄革命外交史上的兩個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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